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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幼女背后是社会变得势利


性侵幼女的案件,在中国一直频发不断,震撼程度,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底线。以至于,人们慢慢都已经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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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校长带幼女开房案视频截图

这是一个令人沉重的话题,每次性侵幼女案件的发生和广泛传播。其实,即便在当下社会,对幼女感“性趣”的变态家伙,毕竟是少数的。只是,即便少数,都已对我们这个社会以及儿童,产生了足够伤害。

最近,性侵幼女最典型的案件有很多,信手拈来的有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宁夏12名幼女被教师性侵,其中11名为留守儿童;云南丘北县一小学校长性侵2名幼女,被判刑15年;贵州毕节一小学校长性侵6名幼女,一审获死刑……远的,还有很多“说起来都是泪”的案件。

从性侵幼女发生的场域上说,其中很多是发生在相对偏僻、保守的农村。比如上面提及的3个案例,都发生在经济水平比较落后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里,流动----特别是单向的流动,成为了当地社会的常态。通俗讲,就是农村往城市里单向流动,导致村里长年没有人在家,凡是青壮年或有点本事的,大都出去打工了,这样的结果是:地没人种,家没人住,村里大榕树下,没有人聚了。

但导致的后果不只这些,深刻的后果是----农村的共同体瓦解了。曾经,村里人为了争水给农田灌溉,打了起来;也曾因为你家的牛,吃了我家的庄稼,而吵个不停。为生活所迫,吵闹在农村很常见。但平时农耕时不断接触,或参与村里的红白喜事中,因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宗族关系,打斗、吵架的彼此又捆绑在了一起。
那时,表面上的争吵,并不因此就撕裂了邻里的关系,村庄的共同体是存在的,而一些村民的过分行为,是会在村里的大榕树下、村口的小卖部里,成为村民每天热议的焦点。所以,即便有些人比较横,也比较忌讳这种被宣传和热议的场景。所以很多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行为,都不会太过分,人们因为共同体的生活和工作圈,而所有顾忌----因为每个人都不想成为大家鄙视的对象,特别是天天去面对那些熟悉面孔的鄙视。

所以,过去20年里,这种源自内心的敬畏,让传统的村庄社会不会失序,也就不会导致幼女被性侵等行为的频繁发生。

随着打工文化的冲击,共同体瓦解了。2012年,记者来到广西武宣县和律村采访的时候,记得第一天,因为他是中午赶到的,在村里转了几圈,几乎家家户户关门。以至于,大白天,在村中穿行,都会有狗冲着人在狂叫不止。

在村口,供电局张贴村民用电量显示,很多家庭用电量为零。正是劳作时,采访对象更是难以找到。这样,记者改在早上或晚上才到村里采访,这样逮住人的机会才比较多。

和律村当时被性侵的幼女有3个,涉及的老人4个,但承认性侵并被法办的,有两个老人。案发时,两位老人的年龄分别是72岁和69岁。被性侵的女孩年龄在13至15岁。

在村民叙述中,性侵的老人“挺正常”。这些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打工,他们的孙子、孙女也跟随出去在外上学。平时在村里,老人也就是放牛、干农活,见面也打招呼,和村民关系也“挺好的”。所以,事情发生的时候,很多村民是“想不到的”。

即便发生了,村民们也没有对这些“为老不尊”的老人,有过多的指责。他们将指责指向了被侵害的幼女,认为这些幼女:嘴馋、没教养、乱跑。甚至,有村民故意在村里孤立那些因此事而报案的家长。

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但这又和这些幼女的家庭有关。我在走访这些受害的幼女家庭发现,她们身处的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家庭普遍是村里最穷的。孩子的父母也和我讲“我们家穷,被欺负,没有办法”等之类的话语。
这些家庭的贫穷,和家有病人以及没有赚钱的门道有关。在和律村,两个受害幼女都不属于留守儿童,她们的父母常年在家。她们的父亲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除了干农活,平时在村里帮村民建房子、打零工。两个受害幼女的母亲中,一个脸上挂着几十厘米长的肉瘤,常年呆在家里,披散着头发遮掩长条的肉瘤。另一个幼女的母亲,精神有一些异常,见到记者提着水果进门,一直乐呵呵的。

可以说,从犯罪者的心里上,她们确实是属于被吃定的对象。很多人都说农村社会是一个十分淳朴的社会,但这是对于外来人、特别是对于进村干部而言,我更愿意将当下的农村社会,视为极端势利的社会。

如今的农村社会更接近丛林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当共同体瓦解,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丛林生活,大家处于食物链上,只有两种人不会被吃掉:一种是有权力或是靠近权力的人(比如他家有亲戚在镇上或县城当官),一种是在村里足够横,宗族的人比较野蛮,性格彪悍。

这里不提“有钱人”是因为,有两种可能----如果有钱人比较大方,平时回村经常请人或请亲戚吃饭喝酒,他们身边会凝聚一批铁杆的支持者。如果是很小气的有钱人,行走在村里,村民巴不得你犯点事,好有借口整整你。

这些家庭的女儿被性侵,穷因而被看不起是一个因素,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素。重要的还是他们的父母是老实人,他们的亲友不够横,容易成为欺负的对象。既然这些女孩的父亲软弱可欺,对他们的女儿下手,就更无后顾之忧了。加上这些女孩的父母疲于生活,无心力管教,她们在村里成了乱跑的野孩子。这样,就让性侵者找到了机会和借口----机会是,他们有更多机会接触到乱跑的幼女,给点糖果或几块钱就可以搞定。而且从施害者的情感上说,他们也有这种心理,如果出事了,这些管教不好的孩子在和自身一向良好形象面前一对比,别人更容易认同自己。

事后村民的表现,也印证了他们的判断。

很多西部地区,特别是农村发生幼女被性侵的现象,很多人认为都是因为孩子是留守儿童造成的。那么,没有留守,跟着父母走的呢?高楼背后有阴影。在城市里,特别是珠三角的城市里,随着父母进城的孩子----特别是暑假跟随父母在城市打工的孩子,同样也成为了重要的性侵对象。性侵者是老师、保安、老乡等等。从这点上看,幼女已经无处遁逃----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里。问题不在于留守不留守,更关键的是保护机制有没有被摧毁,或者有没有建立起来。
问题就在于,农村共同体瓦解后,这些进程的农民工尽管以老乡等名义,聚在一起,但他们是松散的群体,在城市里颠沛流离的生活,注定了他们要在城市里建立新的共同体,重新凝结在一起,成本实在太高了。即便是白领,重新聚合成新共同体的机会,都已经很少很少,何况这群为一日三餐而奔跑的农民工?

这样,在农村,熟悉的人、能人全部走了,他们的出走,带走和撕裂了农村的共同体。但他们来到了城市后,新的共同体又没有建立起来。这样,无论是在瓦解了的农村,还是在陌生的城市里,人的道德约束减少了,人在欲望无限得到了放纵。这一刻,人性敌不过动物性,悲剧就发生了。

但人毕竟不只是动物,不能只靠动物的属性为所欲为。我们的幼女,真的继续这样无处遁逃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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