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足智多谋的长跑运动员米库拉什•祖林达(Mikulas Dzurinda)在选举中勇敢地击败了威权总理弗拉迪米尔•梅恰尔(Vladimir Meciar)之后在斯洛伐克上台，此次选举被证明对这个中欧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他带领的内部争吵不休的多党联盟继承了一个陷入经济停滞且（因为梅恰尔的铁腕政治和裙带资本主义）越来越疏离欧洲主流的国家。同1989年共产主义被推翻之后的其他中欧人一样，斯洛伐克人也处在从马克思(Marx)到市场的痛苦转型之路上。但是，由于梅恰尔的原因，斯洛伐克在国家现代化及加入欧盟(EU)的竞赛中被甩在了后面。
因此，祖林达穿上了自己的跑鞋、将斯洛伐克转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引擎，吸引外国投资者，尤其是汽车企业，这些企业将该国变成了汽车制造业中心。2004年，斯洛伐克及时赶上了其东欧竞争对手、加入了欧盟。2006年下台的祖林达满意地看到了斯洛伐克一年后经济增速达到了10.7%。对于多数斯洛伐克人来说，改革的痛苦得到了回报。
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最好能参考一下斯洛伐克及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他的联合政府已承诺给疲倦的选民一条回归繁荣的道路）。以德国为首的希腊债权人也应该参考一下这段历史（德国在上世纪90年代领导了欧盟实现东欧现代化的运动）。虽然挑战依旧，但德国这段经历可以跻身欧盟最伟大的成就之列。
最重要的教训是，当有一些强大的动机来压服不可避免的反对时，国家将愿意经历改革的严酷考验。在东欧，这些动机包括：逃离苏联的控制，对自由（旅行及投票）的渴望，以及最重要的，对西欧生活标准的憧憬。前方的道路很明确而且值得争取，政府也向前推进，即使共产主义的混乱崩溃之后还出现了其他的冲击，包括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金融崩盘。
这与希腊有什么关系？关系很大。希腊经济自2007年以来已经萎缩了约25%，比上世纪90年代初中欧经济萎缩的幅度还大。虽然希腊人即使在今天都比多数东欧人富裕，但他们痛恨危机前的繁荣一去不返。对主流政党的信任荡然无存，以至于如今统治这个国家的是一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联盟。对公共行政机构的信任也处于低位。
根本问题不在于纾困计划。不错，纾困计划必须慷慨，即使前两次已经失败，并且必须提供债务减记。不错，纾困计划必须包括改革。历史上对援助东欧感兴趣的德国，如今应该对更遥远的希腊展示更多的同情。但更重要的是，希腊及其债权人要找到一种让希腊公众支持经济现代化的方法。
东欧的经验表明，面对困难时，热情很快就会消散。而在希腊，连热情都没有，只有敌意。即使齐普拉斯设法使改革方案在国会通过，他也将面临街头抗议。如果这些困难都被克服，他（在最好的情况下）将遭遇对贯彻改革没有多少兴趣的公共管理机构拖后腿。面对决心不坚定、意见不统一的政治领导层，官僚们只会拖延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重要的不是希腊是否退出欧元区，而是取得希腊人民对改革的支持。在丧失如此多的时间和信任后，这又如何还能实现？没有容易的答案。但是，将希腊变成欧盟事实上的经济保护国将只会适得其反。它剥夺了希腊人的责任感。它迎合了一种荒谬的说法，即希腊注定要被外国征服，不论是土耳其、纳粹，还是如今的欧元区（其背后是德国）。
不久前，希腊人投票反对的那个纾困方案比现在拟议的方案还要宽松几分。现在，几乎没人想要支持市场化改革，更不用说为此承担个人责任。债权人需要具有灵活性和想象力。往往拥有该国现在所需技能的希腊侨民，应该被鼓励加入那些将协助雅典的专家团队。一个示范项目----比方说，连接雅典和维也纳的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可能有助于增强希腊与欧盟核心区之间的纽带，同时也能帮助陷入困境的西巴尔干半岛居民。
此类情况永远不会无药可救，正如德国自身从二战的破坏与耻辱中实现复兴的经历所证明的那样。这一过程伴随的是体现为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空前的慷慨，以及在占领军的鼓励下新一代德国政治领导人的出现。从市长起步，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完全做到了让德国从二战废墟中复兴。
2015年的希腊比1998年的斯洛伐克处境要好不知多少倍，更不用说与1945年的德国相比。但这些先例清楚地表明一点，即真正的改革取决于当地民众能否成为自己国家命运的主人。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