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揽权”是海内外部分不明真相、思维简单，只凭直觉、只看表面的人对习近平最主要的指摘之一。其根据是习近平除了担任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3项领导职务之外，还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等多个委、组第一把手之职，头戴10余顶“王冠”之多，是1949年中共主政以来包括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等所有名义上或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从未有过的现象。就凭这一点，习近平不是“集权揽权”吗？不是有违“集体领导”原则吗？不是有违民主政治趋势吗？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得出正确的结论，看问题一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结合当时当地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观察问题；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三是要明白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不能从单一角度下结论。有此前提，大家对习近平的所谓“集权”、“揽权”才能客观的分析，全面的考量，从大格局、大智慧出发，不再盲目贬损，而是透彻理解、科学评价！
反贪斗争 非集权不可
我的理解是：
第一，由于党政腐败积重难返，既得利益格局盘根错节，“反反贪”、“反改革”势力庞大，要将反贪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根绝吏治腐败，要坚持深化改革救党救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习近平非集权不可，否则前功尽弃！
改革开放37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很大，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单一国有经济转变为多种经济成分，中国已从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权力的监督、制约、制衡并未在制度建设上得到根本解决，权力并未关进制度笼子里。因而，“权力产生腐败，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败”的法则发酵30多年，形成党政腐败范围之广、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关系之深，触目惊心！人民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所产生的信心、信任、信仰危机日益严重，“亡党亡国”危险决非危言耸听！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弊案，说明贪腐已侵蚀到党政军最高层，加上他们的提拔者、栽培者、总后台，可谓名副其实的“窃国大盗”！而这帮人所掌握的权力、资源、能量，已形成严密关系网，源远流长，足以颠覆党和国家命运！面对如此庞然大物，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博弈，习近平要救国救党，在权力的掌握方面必须具有足够控制性、高度凌驾性、广泛覆盖性，才能镇得住局面，才能在与既得利益集团的较量中占到上风。为了救国救党，在尚未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局限下，对于“绝对的权力”造成的历史沉积物，必须有“绝对的权力”才能清除！在权力力量对比的天秤，习近平是一克砝码都不能少！如果现在拘泥于少数服从多数、集体领导一般形式“民主”，在“无官不贪”状况下，党政官员“多数”的“官意”、“集体”的“意志”岂会容许习近平将反贪反腐进行到底？习近平集权，应该是出于救国救党的使命感，并非要做大官，而是要做大事，不是目的，仅属手段，有其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的必要性！
“保存自己” 改革不致半途而废
第二，以史为鉴，在深化改革的历史关键时刻，改革领导者必须集权，才能“保存自己”，保障改革不致半途而废。
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清末的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改革开放时期的胡耀邦、赵紫阳等著名改革家，都是由于没有掌握最高权力、最大权力，面对既得利益保守势力的拚死反扑，到头来自身难保，改革难续，这是血的教训！
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有2000多年封建传统，家长制、排资论辈、宗族观念、人身依附关系、朋党、官官相护等在不少人心目中仍根深柢固。由于这些封建基因作怪，“老人政治”在中共党内仍有市场。应当承认，“后30年”中胡耀邦、赵紫阳两位名义上党的第一把手下台，是非经正常程序的，某种意义上是“老人政治”运作的结果。“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原则今时今日在党政系统仍未完全落实，所以仍要呼吁“辩证看待人走茶凉”。尤其不能忽视的严酷现实是，江泽民主政的13年，中共的宣传口径是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而胡锦涛主政的10年则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习近平主政以来3年，仍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因此，外界一直存在疑团：江泽民是否享有“核心”的“终身地位”？众所周知，当今党政腐败几乎“无官不贪”，主要是江泽民主政时“党不管党”、用人唯亲、“闷声大发财”甚至“腐败治党”令党风政风急剧恶质化的。石油界、电力界、金融界、电讯界、地产界、军界等等既得利益集团也主要是江泽民时代形成的。胡锦涛时代，由于江泽民“垂帘听政”，胡成了公认的“虚君”、“小媳妇”，束缚手脚，无所作为，党政腐败一发不可收拾，至今可谓问题成山，积重难返。面对十八大习近平主政后的反贪铁腕政策，各贪腐既得利益集团为了逃避被清算、被惩处的命运，保着其权、钱、命乃至历史定位，甚有可能结集在“核心”周围或打起“核心”招牌，以“老人生活会”等形式，透过非组织活动，借口“保护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维护党的形象”、“维护党的团结”，搞“宫廷政变”，将习近平、王岐山等党内救党救国力量、改革力量打下去，让反贪反腐半途而废，只要保住既得利益格局，保住既得利益集团寻租机会，“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不惜酿成亡党亡国巨祸。毫无疑问，为了防止“宫廷政变”，防止党内权力斗争不按常理出牌，为了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习近平亦非要集权不可！否则就有可能成为胡、赵翻版甚至“商鞅第二”！
避免“苏东波”瓦解变天覆辙
第三，苏联瓦解的教训。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瓦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挫折。从远因来说当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主要是专制腐败、制度僵化、思想变质、失去民心。而直接原因，则是1991年的“8．19政变”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大权旁落”，被俄罗斯联邦领导人叶利钦掌握实权，玩弄于股掌之中，甚至遭叶利钦当众羞辱，结果是“改革新思维”成了“纸上谈兵”，戈尔巴乔夫则被叶利钦扫地出门，成为历史过客，列宁缔造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而一朝倾覆。故此，鉴于苏联瓦解的历史教训，当中国进入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的关键时刻，习近平非集权不可，否则反贪反腐、深化改革就会被既得利益势力“反攻倒算”，“中国梦”成为黄粱一梦，国家有可能四分五裂，台独、疆独、藏独烽烟四起，像伊拉克、叙利亚般“乱过七国”。正因如此，习近平的集权乃是出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使命感体现，目的是令中国避免“苏东波”瓦解变天的覆辙，让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序地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常言：“人民领袖爱人民，人民领袖人民爱！”而爱，就要由理解开始！领袖要理解人民，人民亦要理解领袖！
终究要回归民主政治
必须指出，放眼历史长河，民主政治是历史的必然，领袖个人集权不可能常态化，集权与分权肯定要找到适当平衡点。但有时“拳头向后缩一缩，正是为了更有力的向前打出去”！而习近平的集权，其背景是中共过去30多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执政党贪腐却到了无以复加地步，因而习集权既是救党救国严峻形势的需要，也是未来中国由党内民主走向社会民主发展的必要铺垫！重要的是，要牢记斯大林、毛泽东高度集权，搞个人崇拜最终走向反面的历史教训，当反贪反腐的法治制度性建设到位以及一支清廉的党政官员队伍基本建立起来后，执政党就应不失时机着手政治体制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令对权力的监督、制衡、制约有一套完善制度，领袖个人集权终究要回归集体领导、民主政治，从形式到实质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作者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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