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习惯硬销式爱国，一定要挥旗、一定要高喊什么口号，但“抗议歌手”，同时也是双威大学电影与表演艺术学院资深讲师的Azmyl认为，以隐晦、委婉的方式去表达抗议，也可以是爱国的表现。“抗议歌曲也可以是爱国歌曲，你爱这个国家，没有人说的话，我去说。”
报道：本刊 李淑仪
摄影：本报 黄志汉
不喜欢抗议歌曲指名道姓、情绪激烈，Azmyl本身又是如何用他的方式抗议？
2018年大选前后，Azmyl跟伙伴开启ROARM计划，写青蛙歌，写蜥蜴歌，也写狗写猫写乌鸦；歌都写得短短的，不会超过2分钟，唱歌的人呢喃呢喃如醉后呓语，戏谑成分更多，“都是很快速写出来的，愚蠢的歌。”愚蠢也罢，可每当狗的议题窜起，“这首歌就会奏效。”大选成绩刚刚公布，“我很快写了那首青蛙歌，叫朋友赶紧做影片，因为我预测会有很多政治青蛙，果真如此。”再次奏效。“是比较隐晦的方式，有人在社媒上分享，hashtag喜来登，就有了整个语境。这比单纯只是一首抗议歌曲来得有趣。”
来自民间的恶搞
有了社交媒体，烘托抗议歌曲的语境，不必然得要发生在表演现场，甚至是社运现场；网络空间也能贯彻影院思维，它让使用者拥有更大空间决定每颗镜头要如何框设。
大约是从冠病疫情开始，Azmyl留意到，独立音乐场域的朋友逐渐变得安静，网络反而热闹起来，“很多很棒的抗议歌曲都是来自人群，那些不知名的人，出现很多匿名内容。”
较为近期的例子，是2024年在TikTok疯传的恶搞洗脑歌〈Abuya Skibidi〉。全球兄弟控股（GISBH）爆发大规模儿童性侵与人口贩卖的丑闻后，该组织旗下超市的广告曲〈Pasar Ikhwan di Putrajaya〉，被网民恶搞出许多改编版本。原曲歌词有句“Abuya seorang yang teliti，sudah tentulah PBT”（阿布亚是个细心的人，他可是塔米姆部落王子），网民把后半段改成“sudah tentulah skibidi”；将信徒心中崇敬的人物，崩落成流行在新世代之间的无厘头网络用语。
已是新世代的抗议形式，而Azmyl坦言，很多他都看不懂。
“每个世代有它们的方式，我想如果我这个世代看懂他们在做什么，那就没有意义。”世代隔阂本身就是一组隐藏代码，“让新世代反抗上一辈的做法。”于是他也反思，抗议歌曲这个词汇似乎“很婴儿潮时代”，它跟我们此刻所处的时空是否还有关联？“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媒介非常多样的世界，一张照片一个hashtag已经足够划出更深割痕，很多东西都可以有并置关系，对吧。”
画面里什么在沉潜？什么被消失？
并置若是玩得好，可以拓展一首歌曲包覆的含义。
“所以我开始制作音乐录影带，之前我从来不看重它。有时我感觉，歌曲和影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文本，但这也意味着抗议的范围扩大了。”
2020年，那首给Azmyl扣上抗议歌手标签的歌曲〈Kincang Penindas〉，在发行10年后推出音乐录影带，由他的两名学生录制。得知学生来自加影，他只丢出一句嘱咐：用影片为你的城镇写封情书。最终成品，是一帧接一帧的加影市井在闪逝——宗教建筑与大道，警局宿舍与街头涂鸦，值班的清道夫与德士司机……“有个镜头很有趣，前面有国旗和雪兰莪州旗在飘扬，”旗帜舞动之间，立在后方的霓虹十字架时隐时现；回想歌曲发行的2010年，城中数间基督教教堂陆续遭到袭击；“很隐晦，不管学生是什么意图，我是这么解读。我觉得这很美，为歌曲添多一层维度。”
图为〈Kincang Penindas〉音乐录影带画面。拍摄者也许无意为之，而Azmyl看到这帧画面，联想到基督教教堂曾被袭击的事件。当歌曲与影像并置，歌曲本身原有的涵义就多了另一层意思。（截自YouTube视频） 有时候，更深的维度体现在，什么被刻意抹去了。
2014年应约电台计划，为国家写首新国歌，“看起来很好玩，做了些研究，我想写一首属于人民的国歌，”于是他写了首〈Tanah Air Ku〉，“如果你仔细听，歌词没有提及皇室。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看着马来西亚国歌，想着有什么是我要拿掉的。”
拍摄录影带，他延续相同思路，拿掉所有惯常出现在爱国歌曲的辉煌象征。影片中，Azmyl与印裔团友驾驶一辆红色卡车，穿梭在国土上不知名的乡间小路，“没有双峰塔，没有大城市，就是去看看马来西亚各种地景。”最后两人来到海边，把一路搁在后车厢的小盒子拿出来，打开它，影片戛然而止。盒子象征什么？不少人问过他，“我不想给答案，我也可能没有答案。”
表面看似一首爱国歌曲，“但这是我委婉表达抗议的方式。或许，抗议歌曲也可以是爱国歌曲，你爱这个国家，没有人说的话，我去说。”
多年来我们习惯硬销式爱国，“一定要挥旗，好像做不到隐晦一点；所以来到抗议歌曲，人们也期待要很硬销，一定要高喊什么口号。”两边他都排斥，他想以艺术工作者的方式去爱去抗议。就像〈Tanah Air Ku〉这首歌，旋律温和不激昂，“但这不就是一首抗议歌曲吗？什么没有被包含在歌词里面，有时那才真正重要。”
Azmyl Yunor〈Tanah Air Ku〉音乐录影带画面，两人开着货车远离城市，穿梭在不知名的乡镇小路。（截自YouTube视频） 先是意识到自己不想写什么，才迂回地看见自己想写的歌长什么样子，音乐路上Azmyl也是这么走过来。
我够不够“马来人”？
年幼随父母迁移澳洲生活，12岁回到雪州万宜，成年后再赴澳洲念大学。1998年烈火莫熄发生时他在异国遥望，原先习惯用英文写歌，这时开始觉得不够，仿佛自己需要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没有改变做法，后来意识到是语言的关系。我想重新连接陪我长大的歌，那些马来歌。”碰巧，同学介绍他听印尼民谣歌手Iwan Fals的音乐，“给我VCD，哇，抗议歌曲竟然可以有卡拉OK，很有趣。”觉得新奇是因为此前没见过，“周围邻国都有，但马来西亚没有民谣歌手icon，没有这样的传统。”
很自然的，人会开始思考我是谁。
知道自己是马来人，但什么才是马来人？为什么很多关于马来西亚马来人的东西，似乎跟自己没有共鸣？身上有米南加保血统，“我足够马来人吗？我喜欢这种模糊性，身分认同总是流动的。”邂逅玩摇滚的马来朋友，“他们也有相似的体会。我开始想，也许我们应该把这些唱成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不想写典型情歌。”
所以Azmyl写了这首〈Lena〉，开首就唱爱情应该不分种族宗教，但很多人仍对那些计谋沉睡不醒。“我太太是伊班人，也是基督徒。我们交往了很久，”结婚前就得思量是否改信伊斯兰教，“她有些犹豫，我也觉得内疚，但这是体制问题。”当真相被推去边缘，要怎么选择？“这是很私人的事，但很多人都有共鸣，所以也是一首讯息很强的歌。”
讯息就摆在歌里，有时歌迷的解读会超出本意。比如〈Makan Gaji〉明显是诟病资本主义的歌，人就这样时时跟工作捆绑。“但有人跟我说，他们听这首歌，想到的是人民公仆拿了薪水却不做工，”听了诧异也觉有趣。
Azmyl Yunor，独立音乐人，双威大学资深讲师。自1990年代后期活跃于地下独立音乐场域，习惯以马来文和英文创作，台上的他常有吉他口琴相伴，歌里有他对本地社会的洞察。 都不是典型的抗议歌曲，但又何处不抗议。
政党轮替后，独立唱作人群起用音乐抗议政府的情景不再，Azmyl也把目光转向自己长久生活的城市。2020年发行《John Bangi Blues》专辑，“是我做过最喜欢的抗争专辑。”他表达抗议的出发点，从来不是为了剑指特定政治人物，“是因为我对身为马来人这件事很在意，有些纠结。”
专辑名称固然是要致敬Bob Dylan的《John Wesley Harding》；John约翰代指如你和我的小人物，Bangi万宜则是家的所在。万宜在他眼中是一座传统马来城镇，眼看清真经济越渐蓬勃，“但里头有一种虚伪，它跟资本主义是平行的事，”好似要如何如何才是好信徒，背后全是消费。“我对本地的现代马来文化很有意见，专辑讲的就是这些事。”
比如〈Orang Kita〉是回应政治人物那句马来人优先，Azmyl问，“谁是你口中的自己人？”比如〈Padah〉，“马来人不能喝酒，但广告大肆鼓励我们喝汽水，这样有更健康吗？”还有一首〈Lori Hantu〉关乎环境议题，但藏在环境议题背后是谁的手在搅动？
白天在学院教书，晚上弹吉他表演，常常驱车往返雪州南边，“我看到很多大罗里载着泥土开在大道上，路边有山丘被夷平，是环境保护的课题，也是关于贪污对吧？”可是唱到最后，他真正关心的始终是一个个约翰，那些不知名的罗里司机，“谁是既得利益者，而谁在做这些脏活呢？
“所以我的其他抗争还在持续，不只是关乎国家，也关乎我的文化根源，而后者更少人愿意去说。”
用歌曲委婉地说，也用形象与穿着隐晦地说。上台表演，Azmyl常是一身T恤牛仔裤，头上戴顶帽子，简单打扮原来也藏着反抗意志；“鸭舌帽我是故意戴反的，因为这是最不马来人，同时又是最马来人的行为，有双重含义。”
仿佛在喻示，关于身分认同的种种，纠结混沌即是答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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