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自由派经济学家茅于轼等创立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发表文章，就中共宣布成立两个全新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诱发的中央集权担忧进行辩护。文章称，中共三中全会决议“力度空前”的改革，那意味着中国仍处于非常政治时期，必定需要“超常权力”的出现。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国家都会在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时期有临时的超常权力超越法律之上。中共十几年改革日益艰难便是因为权威败落，政治派系将政治结构碎片化。对此，有批评声音指，非常政治时期并非权凌驾于法的借口。恰恰相反，当下中国社会矛盾几乎无一不是权力滥用、法治不彰所致。改革之意义正在于树立法治权威，调整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格局。
这篇由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秋风11月13日发表于《金融时报》上的《“非常政治”下的改革需要权威》称，中共高层已表明，中国将进行全面的、总体性改革，那就意味着中国进入非常政治时期。而非常政治下，改革的本质就是重建制度，重订法律。这部分秩序的重建者必然要超越现有法律之外，超常权力必不可少。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成立两个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根据媒体猜测，这两个机构的规格级别可能极高，将对现有的政治权力格局进行统一的整合，习近平将亲自挂帅。外界分析这无疑意味着中央集权的加深。
而秋风的这篇文章根据西方非常政治与常规政治的理论，总体认为其实这并不需要担心。因为但凡类似的大规模的改革必然需要一个超常权力进行驾驭，而这一超常权力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超越制度与法律的制约。
文章称，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一切制度运转若干年后，定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在常规政治过程中难以克服，日积月累，导致严重扭曲状态。这时，需要大规模的、根本的改革，甚至可能诱发革命。这就进入非常政治时期了。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超越常规，也即超越既有的法律和制度，对法律与制度进行较为重大的变革，甚至全盘重建新制度。
“非常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律。改革的本质就是重建制度，重订法律。新制度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必定是人制定的，而制定新制度的这人或这群人必定部分处于法律之外。某些特设机构就是这个人或这群人的化身，它们部分地在法律之外，运用常规政治的手段，推动制度变革。换言之，改革必定意味着超常权力的出现。”文章举例说，凡大规模改革，均在常规的政治权力结构之外，在其上出现一个“超级政治机构”。宋代第二次大规模变法，也即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成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超越常规官僚机构的超级政治机构专门负责议定新法。日本明治维新，也始于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也即天皇拥有实际统治权。即便民主国家，为推动改革，罗斯福改变了最高法院的法官结构，建立了包括白宫办公厅、预算局、国家资源计划处、人事管理联络处和政府报告署等总统办事机构。罗斯福以“强总统”的宪制格局推动新政。
反过来，借助常规政治手段进行大规模改革，几乎不可能成功。宋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变法发生在仁宗朝。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同时执政，但最终仅持续一年四个月便无果而终。
文章还指，中国过去十几年来的改革停滞，制度原因正在于此。中共政治向来是派系政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派系不断叠加，人事日益复杂，由此导致政治结构日益破碎化。国务院部长中，有几位是总理政治上的朋友？在重要政治人物中，有几位是总书记、国家主席政治上的朋友？正是权威败落，导致今年以来政治上的空前混乱。局限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即便身居总书记、总理的人有改革的愿望，也根本无从推进。“欲有效地推进制度变革，不能不确立改革政治的权威。这个政治权威必定部分地在现有法律之外”。
对于筹建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外界争议最大。文章承认，无法排除这个组织确实是对内的可能。因为“大规模改革可能导致意识形态和权力冲突激化，或者社会骚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超级政治权威，综合运用各种手段，维护政治社会秩序稳定”。
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由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共同发起的民间智库，其宗旨是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秋风，又名姚中秋，独立学者。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现代中国的宪政传统的研究，著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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