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军方人士披露，军中“土豪”谷俊山最终被绳之以法，出自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拍板决定。胡锦涛还怒言“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短短数语描画出低调温和不苟言笑的胡锦涛鲜为外界所知的强势果敢的一面。其实，虽然习近平等中共新领导集体上任逾年以来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反腐声势和成果，但是其间真正结案定论的重量级人物如薄熙来、刘志军，再加上现今正被公诉的谷俊山，都是在胡锦涛任期内已被拿下。
这体现了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中共高层反腐努力的延续性，其实，胡锦涛时期的诸多治国思路对于习近平来说都存在较为鲜明的继承性。外界许多声音认为胡锦涛执政十年是中国“失去的十年”，但是至少从其不可谓不坚决的反腐行动来看，胡锦涛的反腐努力或许值得重新评价。
胡锦涛反腐余震至今
之前的舆论普遍认为，2011年出任解放军总后政委的“红二代”刘源在扳倒谷俊山过程中功不可没。近日，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队建设研究部副主任公方彬大校透露，总后领导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汇报谷俊山贪腐情况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谷俊山调离总后，态度不同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谷俊山，才将其绳之以法”。公方彬此次透露的处理谷俊山由胡锦涛拍板的消息，其实也证实了此前的消息源。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决策层对于党内人士的贪腐情况不可能一无所知，但是是否将之公之于众，以及是否进行正式调查处理，则还需要最终的拍板决定。因此，刘源等总后的努力必不可少，而更重要的是来自总书记兼军委主席的胡锦涛的决定。即使胡锦涛不能完全代表党委和中央军委，但是至少是在胡锦涛的决心和推动下，才使得中共执政以来军中最大的腐败案谷俊山案得以见诸于世。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领导层反腐一年来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拿下了二十余外省部级以上官员，周永康案已成定局，其他“大老虎”也将浮出水面，但是目前已正式结案并引起普遍关注的薄熙来案与刘志军案，却都可视为胡锦涛团体反腐的“战利品”。当然，习近平、李克强等现任领导人当时也是其中一部分，但主要力量还是握在胡锦涛手中。概因胡锦涛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军队一把手。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谷俊山案、刘志军案和薄熙来案，事发后都得到当时高层的立即反应，拍板决定将其立案查办。刘志军案发起因于2011年末“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谷俊山案来自刘源等总后高层的调查反映；薄熙来案则是因为其麾下干将王立军夜逃美国领事馆。虽说三案都由偶然性因素引发，但是因为触发了胡锦涛等决策层反腐整顿官场的决心和意向，也使各位的落马具有了必然性。事实上，除了在习近平任期被公诉的刘志军、薄熙来和谷俊山，胡锦涛任期中还拿下了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海军副总司令王守业、贵州省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与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其反腐成绩由此可见一般。另外，在胡锦涛上任初年，也曾启动一场颇具声势的官场反腐运动，连查12名省部级腐败高官和许多县处级以上官员，其中多人被判处死刑或死缓。这些数据与习近平和王岐山的首年反腐成果相比亦不遑多让。
近日有消息指，由于担心习王反腐会动摇中共执政根基，两位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相继现身敦促习近平收控、放慢其反腐败运动。但是上述分析人士认为，该传闻真假难辨，但至少是以“裸退”助习的胡锦涛应当不会做出此类动作。
而公方彬此次披露胡锦涛重手整治谷俊山的内幕，或许正是意在借此表达胡锦涛对反腐的坚决态度，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一种“辟谣”之举。
胡习反腐默契 整治官场二连震
公方彬还透露，“习近平上任后，十分重视谷俊山贪腐案，先后十多次点到谷俊山，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此语体现出习近平对胡锦涛反腐行动的继承和深化，也可以说是胡锦涛引动的反腐余震即使是在其退位一年后仍然在官场震荡不止。其实，胡锦涛很多反腐策略和部署，都在习近平团队中得到了延续。
例如，胡锦涛在十八大和报告中，两次提到腐败不除“亡党亡国”的说法。而在十八大后首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习近平也提到“亡党亡国”的说法。不止如此，对于时政正在进行中的“倒周”行动，也是在胡锦涛时期就有了一些动作。最明显的迹象是2009年周永康在公安部的助理郑少东的落马。但是该案只是点到为止，并未继续深化拓展，也未涉及到周永康本人。另外，大陆媒体《财经》还报道称，正被公诉审理的刘汉案牵扯到原“公海赌王”连超。后者在2008年因黄光裕案被拘捕审判，并与薄熙来家、郑少东、许宗衡等形成超级分利联盟，在黑白两道从事各种非法交易。连超案或许对后来的薄熙来案，以及此次刘汉和周永康案的调查审理都能提供某种助力。
在政情观察者的认识中，胡锦涛对习近平最重要的帮助当属其“裸退”，使得习近平能够一步登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和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后来以“高风亮节”的评价回报之。而胡锦涛之所以急流勇退，不再效法旧制“扶上马，送一程”，固然有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或许也与二者对政治的共识和默契有关。
胡锦涛在2011年中共成立90周年大会上曾提出著名的“四个考验”与“四个危险”的观点，前者是指中共的党的建设面临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四大考验，后者是指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可以发现，习近平领衔的继任团队在过去一年中，基本上已经悉数对这些考验和危险作出了回答。例如，“中国梦”和“三个自信”对应精神懈怠的危险；群众路线整风对应脱离群众的危险；反腐和纪检司法体制改革对应消极腐败的危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对现代执政体系和执政能力的建设对应执政考验和能力不足危险。习近平曾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其实在此之前，胡锦涛已曾推出一系列针对性制度设计，例如中组部和中纪律在2004年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2005年推出《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等等。同类表态和努力不胜枚举。尽管如此，在胡锦涛任期内，中国官场的腐败情势毫无疑问是在急剧恶化之中。决策层的努力与官场现实的背道而驰，折射出当时政治运行机制的失效，而不能认定是反腐战略的错误。如果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角度来讲，胡锦涛任期内不是“无所为”，而是因缺乏足够的权力地位而难有所为。
在实行任期制的政治制度中，官员一般都是在其任职末期取得最高的权势，其政治能量和力量实现最大化。胡锦涛也是如此，尤其是对军权的实际掌握，使其对官场和军中反腐取得了势如破竹的全新局面。“高风亮节”的胡锦涛在其政治生涯巅峰时“裸退”，也因之更衬托出其不凡之处。而其继任者习近平一方面将胡锦涛未竞之业推向了深入，更是以“倒周”打开反腐新局面，并且比较理想地回答了胡锦涛提出的“八大考验”和“八大危险”的担忧。
分析人士认为，从胡锦涛到习近平，反映出中共执政的持续性和阶段性。习近平对未来中国政治的设计和开拓，继承了毛邓，甚至有意续接了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胡锦涛十年任期的积累和沉淀则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而且，正是在胡锦涛时期虽令不行的教训之上，才出现了当前中央和最高领导人以集权推动改革的新思路。因此，对于胡锦涛的反腐，对于胡锦涛本人，对于胡锦涛时期的一些施政，或许都值得重新梳理、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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