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八大后被查处的高官中，“秘书”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从冀文林、郭永祥、李崇喜、李华林等“你懂的”秘书帮落马到谷俊山案、刘志军案背后的秘书们，“秘书”始终在高官腐败案中扮演着重要角色。4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网发布了习近平在1990年3月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时的讲话，讲话主题是谈秘书工作：“（秘书）不能认为‘机关牌子大、领导靠山硬’而有所依仗、有恃无恐，更不允许滥用领导和办公室的名义谋取个人私利。”党报选择此时推出这篇文章，或预示着秘书干政、秘书腐败等将成为习近平治理官场的新动向。
官场“秘”密
在中国，官员秘书被称为“二号首长”，由领导亲自挑选，是“一把手”的“身边人”，自然备受领导信任；因处理领导大大小小的事务，使其手中被赋予很多无形的权力。由于中国官场由上至下的权力结构特点，领导与其秘书往往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站在同一阵线，也易获提拔。从成克杰案、“河北第一秘”李真案到眼下的周永康案，在中共的反腐历史上，基本上牵涉高官的腐败案身边都有一个容易被人们忽视，但是确又在此类案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秘书”存在。
也因此，中纪委的打虎行动往往都是从秘书入手，2006年7月，时任政治局委员兼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秘书秦裕调任宝山区区长，8月被中纪委调查；9月，陈良宇被免职调查。有“河北第一秘”之称的李真，是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程维高的秘书，在李真落马后也最终牵连到了程维高……而眼下最引人关注的前“政法王”周永康案从走向上来看也依然延续了这种“剪裙边”路线。冀文林、李华林、郭永祥、李崇禧、沈定成五位在不同时期担任周永康秘书的官员相继落马，预示着这起“大老虎”案件的脉络逐渐清晰。
秘书沦为家奴 权利大隐于仕
由于缺乏程序化的晋升机制，一个人一旦成为领导的秘书，就“一入豪门深似海”，出头之日须耐心等待领导觉得“合适”的时候对其进行“安排”。由于选拔和任用全系于领导一人之手，那么秘书所能做的，就只能是通过自己对领导的无限忠诚来换取领导的“安排”。这样一来，领导和秘书之间自然容易形成兼具公与私、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上恩下惠关系”。秘书不但要在工作上成为领导的“心腹”、“枪手”，更要在生活上成为领导的“贴身管家”，陪吃陪喝陪玩、照顾家属安抚情人、甘做领导的替死鬼……沦为“家奴”。但同时，由于秘书地位特殊，往往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通过以往案例总结，级别越高的“老虎”的秘书，活动能量和空间就越大。秘书从属的领导干部大都是部门、地方或单位的“一把手”，经常有人有求于他们，或反映情况，或请示批复，或参加典礼仪式，或请赐墨宝题词题名，能否上达或谁先谁后大都由秘书来安排。如果对秘书管理失控，这个“安排权”很容易成为一些秘书弄权敛财的途径。
此外，有些秘书会运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插手一些项目、工程、企业及各种活动，有时还充当顾问。更有甚者，向当事人透露权力机构的内情，为其谋划，打通关节，获取有关方面的支持，提供方便、大开绿灯，以从中获得报酬。
习近平打虎先治“秘”
近来，多地取消专职秘书的消息，被很多人称作“新规”，可实际上，早在中办1980年出台的《关于中央领导同志机要秘书工作的暂行规定》中就明确规定，正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可以配专职秘书。但据统计，目前95%地方领导违规配专职秘书。且从现状来看，在不少地方秘书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而秘书多是分享和递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在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双重失效的情况下，秘书腐败在所难免。
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和领导干部腐败一脉相承。没有腐败的领导干部为秘书作后台，无职无权的秘书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和胆量搞腐败，要杜绝秘书的隐性权力，乃至减少秘书腐败，必须要先管好官员手中的权力。具体来说，除了要把政府干预减少到必要程度，同时也要保证政务信息的畅通和透明，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寻租。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大量寻租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另外，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十八大以来，随着多名“秘书帮”官员的落马，中共的反腐触角越来越多伸向过去的“死角”地带。而治理秘书干政、秘书腐败等问题或是习近平在“打老虎拍苍蝇”之外治理官场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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