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资深大律师翟绍唐翟绍唐5月29日被问及占领中环和法治的关系时，指出公民抗命在英美等国家有数百年历史，看不到有影响法治。在英国亦有法院判辞指“公民抗命是一个优良传统”，参与者要有准备承担法律责任。不过，翟绍唐说，公民抗命可显示现有法律不足，或可造成改变，但身为大律师的他不赞成别人犯法。
翟绍唐任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主席6年，任期31日届满。翟绍唐表示，公民抗命是为了挑战法律，参与者已预知其行为和法律有抵触，但他们都决定参与，是为了显示事件的不公平，可能实际可改变一些事情。而在西方不少普通法国家，“公民抗命有了几百年，又不会让大家觉得法治有问题？我不会觉得好有问题”。翟指英国不少判辞都确立“公民抗命是一个优良传统”，只是参与者要准备承担法律责任，又举例指英国国会议员、工党副党魁亦曾因公民抗命入罪。
翟绍唐亦指警民关系在2013年“旺角集会”已达临界点，不希望继续恶化。卸任后，翟表示会以其他身份关注七一、占中等活动，认为香港无人希望有混乱。香港多年来平稳发展，“一乱，资本会走”，周边政局不稳之地，经济亦不会好，香港以往有骄人成就，不希望社会争议令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令整体经济环境变差。对于人权自由，翟指出《基本法》赋予港人很多权利和自由，港人要捍卫，但在行使权利时要明白不是绝对，亦可能影响他人及社会，大家要努力在此取得正确平衡。
即将卸任监警会主席，翟绍唐亦巧妙地以监警会的工作比喻政改。他说，现时中央不是不给予香港人普选，社会不应着眼占中三子的“犯法行为”，而是想想要求的由来，如何达至大家可接受的结局。现时香港社会应求同存异，平衡各方利益，凝聚共识，在“A、B、C”中间找平衡和共识的地方，“有共识有得向前行，无共识就无得行” 。
翟绍唐表示，公职经验令他明白到公众利益重要，希望政府方面有人能以香港整体利益出发，给予中立、有建设性的意见。无论是政府、特首及政改三人组，都应该做到这个角色，亦希望有人能创造性地找出解决方案，“砌一碟嘢，拿出来大家满意”。
对于外界盛传曾任政协的律师郭琳广将接替翟出任监警会主席，翟绍唐希望公众不要标签任何人有“某颜色背景”，或戴有色眼镜看任何人，这样对监警会不公道，最好能“听其言观其行”。翟绍唐指资深大律师任监警会主席容易令公众接受，律师有生意关系，或容易予人不公正印象，但未来数年都是多事之秋，不是每个资深大律师也愿意担当此职。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意指透过拒绝遵从法例作非暴力抗争，目的在突出一些现行法例不合理之处，唤醒公众引起讨论及舆论支持。著名例子有1955年美国蒙哥马利巴士罢乘运动，一名叫帕克斯(Rosa Parks)的黑人女子与3个黑人乘客，被司机要求让座予白人，3人让座，唯独帕克斯不愿服从这项不公义法例，最终被捕，事件后来激发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
公民抗命活动在英美国家并不陌生，参与者包括至今已为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工党副党魁及影子文化部大臣夏雅雯 (Harriet Harman)。她在1978年任职于公民权益机构的法律人员时，因认为内政部可将囚犯置于“控制单位”6个月的做法有违人权，不惜违反官方保密法，将有关措施文件交予记者，被控藐视法庭而入罪，但案件终于欧洲人权法庭被推翻，夏雅雯被判无罪，事件引起对囚犯囚禁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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