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平行的公路一直伸向不可预知的远方，
一个身材魁伟，一个身材矮小，并在不同的树荫下奔跑。
邓小平与蒋经国漫画
有时候，两人在不同的路标前跌倒，
然后，继续，
一路奔跑，只是想触手未来。
但是道路却越来越崎岖，
他们相视而笑，却奈何“道不同而不相为谋”。
或者最终“殊途同归”，或者“同途异路”，
直到最后扑地，他们也未能看到两条平行的公路的尽头……
海峡两岸，隔海相望，一个是蒋介石的太子蒋经国，一个是毛泽东“打不倒”的战友兼接班人邓小平。1987年，蒋经国次子蒋孝武的前妻汪长诗与其父汪德官探望病重的蒋经国，受托将一盘录像带给蒋经国。“这是那边一位朋友托我带给您的。”闻听汪德官所言，蒋经国屏退左右，眼泪止不住流淌下来。看完录像带，蒋经国对汪德官父女说：“共产党的情我领了！”这或许是隔岸而望的蒋邓二人最后的交集，时间再没有给予他们重新坐下来的机会。历史总是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你干吗老是围个围巾，热也围、冷也围？”
“这是在巴黎留下的习惯，不围反而怪怪的。”
1926年初，年长蒋经国6岁的邓小平最终走投无路在法国遭遇通缉不得不潜逃红色苏维埃之都莫斯科中山大学。一天，个头矮小、排队时经常与邓小平挨着站在一起的蒋经国如此问邓。当时正是北伐前夕，国共合作正是如火如荼，邓、蒋两人显然也交情不错。邓向其讲述巴黎见闻，蒋则请其为墙报《红墙》撰文。
从莫斯科同学之谊，笃定共产主义信仰，到此后各自天涯海角，再到国共对立、分道扬镳，一个持守共产主义，南征北战；一个改宗三民主义，从此作为太子在风雨飘摇的政局中一面学习一面以残留着的共产主义作风力图政治刷新，挽救国民党政权。当蒋经国“赣南新政”遭遇杯葛，上海金圆券改革无力回天之时，邓小平却在炮轰连天的艰苦境地中砥砺意志，为毛泽东站队决定其虽遭遇“三起三落”但“落而不倒”，终有日后的东山再起。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一个以民主实验将台湾拖入泛政治化的泥潭，民生淹没在极端政党政治的迹象逐渐清晰起来；而另一个则拒绝西方式的民主实验，转而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巩固一党执政。平心而论，无论是客观发展空间受限还是主观选择的确当，当经历数十年的“竞跑”后回望，大陆在综合对比上超越台湾可以说已毫无悬疑。
中共建政前夕，蒋经国随父偏安台湾一隅，但直至蒋介石逝世，一直以太子之尊，得到悉心培育和特殊照顾。他一路以三青团起家，挤掉毛人凤执掌情治系统，又以此根基架空“夫人派”等人，可谓一路顺遂。而邓小平的人生际遇则复杂多变、命途多舛，恐怕远非蒋经国可比。“伴君如伴虎”中战战兢兢“三起三落”尤其是文革期间被迫蛰伏江西六七年姑且不提，邓小平凡经三次婚姻，夫妻反目，长子邓朴方亦因文革不幸坠楼下肢瘫痪，已足以令人唏嘘。可以说，邓小平始终生活在晚年疑心极重的毛泽东的阴影中，并在再三挫败中一步步扎实其思想和行事风格，最终将其化作自己迎接挑战的资本。
1975、1976年蒋介石、毛泽东先后去世，盘桓在两个人的头顶的政治“阴影”淡去。两人不久后接位。蒋经国据说为邓小平露面召开了一次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蒋经国在听完大家的发言后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他其实比毛泽东更为厉害，未来两岸的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便是天涯海角数十年，亦颇有一种“英雄识英雄”的意涵在其中。
实际上，在至关重要的20世纪70、80年代，他们都领导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蒋经国推动“十大建设”奠定台湾经济发展根基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而邓小平也在上位之前一度在“文革”的逆境中整顿经济秩序。只是，在那场席卷东亚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两人终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实际上放弃了一党执政，一个不惜千秋功罪评说以铁血扭转历史方向，都做出与前任迥异的破局。
在此期间，台湾的1979年美丽岛事件和大陆的西单民主墙危机、1989年六四事件，分别被视为决定两岸政治走向的奠基性事件。两岸在二人手中同时面临历史困境中的十字路口，却走向两条并行不悖的道路。实际上，在人们看来，尽管参与者不同，但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与1989年的六四事件何其相似乃尔。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权警民对峙爆发冲突，多人被捕，但终究在美国压力下“从轻发落”；六四事件，中共调动军队戒严，血溅北京，参与者遭通缉但更多人也被“既往无咎”。至此，至少表面上双方的处置别无二致，无论是出于统治层的本能还是另有原因，他们均是在循着政治反应常识亦步亦趋。
只是，随后风向急转。蒋经国一改父亲遗志，宣布解严。面对党外愈加汹涌的政治声势和积重难返的国民党政权，蒋经国声称必须有来自党外的新鲜血液的注入，方能令国民党实现凤凰涅槃，以此力图振作。
而此刻的邓小平，正在马不停蹄将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改头换面付诸实践。他在实际上彻底摧垮了毛泽东阶级斗争“革命理论”的迷信，推动自鸦片之战以来最为积极的改革开放闸门。也许在他看来，共产主义首先必须是有实力说服人的。只是，当改革开放不可避免地裹挟着西方意识形态进入中国时，邓小平坚决地捍卫了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甚至直到1989年，也就是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年，中共遭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严重冲击时，邓小平最终也选择了以铁腕回应挑战。六四事件后的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说，《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蒋经国最后开启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闸门，解除党禁、解严、言论自由、开放媒体以及国会全面改选接踵而至，而邓小平则开启对外开放闸门，虽经六四冲击痴心不改，固守中共的“政治伦理”。为何？有人说，其实蒋经国与邓小平的党国优先观念是不同的。或者的确，又或者未必如此。不久前，大陆自由派学者资中筠曾表示，对于中共来说，其出发点也是维护中共江山不变色，民权不是目的，而是必须完成巩固统治的附带品。这隐含了一种批判态度，那就是，对于蒋经国、邓小平而言，孰轻孰重，是党的江山不变色，还是国家的人民不流血？当然，统治者自然可以说，党国的利益是一致的，至少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人们“等不及”看到“根本”，而只是从现实的世界中看待呢？《我们台湾这些年》曾提到，“这些历史的尘埃（对于蒋经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这何尝又不是大陆民众此刻的心态，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刷着中共的根基，也同样解构着人们的心理，邓小平也许难以预料。
在赣南时，蒋经国经常短衣草履，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与百姓民众任意交谈。初到台湾，也是带领退伍士兵筑路，渴了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吃……至今在台湾的街谈巷议中不少和蔼可亲的观感。而在大陆，邓小平则总是流放江西南昌（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不也是一种巧合吗？）时绕着院子不停地散步陷入深邃思考的模样，从不多言但一旦说话必然是果毅决断的川话，口无遮拦却句句见血。“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蒋经国魄力形象音容犹在，二人至死不渝的大中华之一统意志笃定，当下两岸执政者则不妨从中汲取营养，也许唯有如此方有更新的民生开拓思路乃至两岸的政治突破。
或者，蒋经国态度缓和的背后是在思忖，腐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外部血液的刺激将是一场灾难，台湾更加万劫不复。蒋经国当然不希望国民党寿终正寝，这与将邓小平的初衷没有任何区别。只是，二人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蒋经国身后，国民党分崩离析，新党、亲民党、民进党、台联蓝绿分定，最终在李登辉后丧失政权，按照“中共标准”这无疑是类似苏联的亡党亡国。而历经西单民主墙危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精神污染一直到蒋经国去世后的第二年大陆发生六四危机，邓小平以铁腕镇压敢于挑战或者说可能会直接冲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政治运动，却以扭转中国民主化进程航向的“代价”（如果可以称之为代价的话）确保了中共稳固的统治。
其实，两人之所以选择不同的道路来回应危机又何尝不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当蒋经国回到父亲身边便彻底放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信念的话，那么经历文革的邓小平是否也曾因此而信心动摇过？在当下大陆官方推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邓小平开始即面对毛泽东逝世后的风云变幻。情到深处，向来沉默寡言不向家人谈及高层政治的邓小平难以自我抑制，问道“‘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了，刘少奇、贺龙、陶铸、彭德怀，都给整死了，好多人都给整的很惨，老百姓的日子是越过越穷。我反复在想，这样的革命，是我从十八岁以来一直想要的革命吗？这样的革命有什么意思？有什么进步意义？”但“四个坚持”、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表明即便是“反思”文革，邓小平也未在表面上放弃当初的信仰（作为一党领导人，他当然也会有持守中共统治地位的自觉）。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