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发动文革之前，陶铸作为一枚炮轰刘少奇的重要棋子，进入中央。文革开始后不久，陶铸却在短时间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被打倒。作家司马清扬、欧阳龙门在《文革初期人事布局中的陶铸》一文中指出，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然而当毛泽东已经对陶铸暗示甚至明示要他离开中央以后，陶铸仍然坚持不走，而且仍然企图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文化大革命，与中央文革小组无法相处。于是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陶铸的决定。陶铸倒台在毛泽东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时也是毛泽东至死不悔的决策。
1966年，陶铸与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大殿内
一、陶铸“上升”的背景
文革伊始，彭真被毛泽东打倒，改组中央书记处势在必行。邓小平揣摩圣意，推荐陶铸进京，无疑是符合毛泽东的要求的：首先，陶铸同刘少奇一直有些积怨，在党内是人所共知的“冤家对头”。同时陶铸是个直性子，爱放炮，敢放炮，可以用来炮打“中央的修正主义”，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延安整风时期，担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被作为“靶子”进行抢救，受到折磨，以后是毛泽东伸出以援手得以获救。同时，在柯庆施被整的事情上，陶铸仗义执言，对整人的刘少奇表示不满，留下积怨。〔1〕
在建国后的“高、饶事件”中，陶铸曾经配合高岗向刘少奇“开炮”。以后又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出对刘少奇的不满。例如，当刘少奇已经明确地成为了党的第二把手以后，陶铸还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说：“如果选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我举双手赞成。”〔2〕
但是有一点，毛泽东当时并不完全了解，那就是到文革前夕，陶铸与刘少奇的矛盾已经有些缓解。根据陶铸的自述，刘少奇在陶铸承认错误后，宽宏大量，使得陶铸对刘的看法大为改变。进而因为陶铸赞成刘少奇的建国路线方针，陶铸已经成为靠近刘少奇的一位地方大员。〔3〕1965年1月，陈伯达发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时，告诉了王力，王力建议由陈伯达会同陶铸、彭真去做刘少奇的工作。笔者认为：虽然毛泽东对陶铸向刘“靠近”不会毫无察觉，但是毛泽东并不认为陶铸已经成为刘系人马，依然认为陶铸能够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能够担任“炮轰”刘少奇的先锋。在此，笔者还要着重指出的是：陶铸是精通并善于进行党内斗争的人。〔4〕正如单世联评论：陶铸在1950年的广西剿匪问题和1952年的广东土改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斗争能力。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5〕张云逸、叶剑英都是军内元勋，除了毛泽东的信任支持外，陶铸如果不善于党内斗争，也是不可能胜出，取而代之。陶铸的这种党内斗争经验是获得毛泽东青睐的重要资本。
除了毛泽东的赏识以外，陶铸和邓小平良好的个人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曾志在谈及陶铸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时说：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感觉，确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6〕
另外，以往为人所忽视的是，陶铸还同林彪的关系私交很好。陶铸是可以不敲门通报直接见林彪的人之一；在整肃罗瑞卿之前，林彪曾私下向陶铸交底；〔7〕1967年元旦前夕，陶铸备受压力，林彪曾特意给陶铸以“被动被动再被动”的忠告。〔8〕
在毛泽东文革初期的人事布局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苗头：分化刘少奇、周恩来，打倒刘少奇之后，周恩来则是下一个被打倒目标。正如陈毅在文革初期一针见血：“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9〕
而周恩来对此也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文革伊始，周恩来就在门厅前面准备了一个小包，里面装着简单的洗漱用具，准备随时被抓走，到时候只需提上这只小包。〔10〕
作为替代，毛泽东准备安排邓小平接替刘少奇负责党务系统，并且兼管中央专案组；启用陶铸接手周恩来的政务系统；林彪则作为党的二把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主持军队事务。
林彪与邓小平长期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势同“一山不容二虎”，陶铸正好在其中起到一种沟通的作用，因为陶铸和林、邓两个人均有很好的个人关系。毛泽东从1964年底就开始为发动文革做准备。陶铸就逐渐成为毛泽东的棋盘上一枚重要的棋子。1965年1月，陶铸同谢富治一起被补增为国务院副总理。次年5月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取代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并在1966年6月23日出任专为文革成立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文革小组组长。〔11〕
陶铸之所以能当上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他大力颂扬毛泽东不无关系。自1966年初，陶铸主管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就宣传毛泽东个人以及毛泽东思想方面无疑在几个大区内是首屈一指。仅举二例：
（1）2月24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中南局的《决定》，在该消息上面是通栏大字口号“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所指的“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在这一版上全齐！
（2）5月29日，《羊城晚报》再发表社论《三论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内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领袖，而且在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人民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成为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伟大的旗手”。
“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所肩负的空前伟大的历史任务，就更需要自己的英明领袖，需要具有最伟大天才的革命舵手”。〔12〕
陶铸接管后的中央宣传部，在毛泽东眼里应该不再是“阎王殿”，对于文革的顺利发动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至少陶铸和陆定一相比，毛泽东觉得会顺手很多。在7月中旬，毛泽东曾经派李志绥回到北京，找陶铸了解文革形势。〔13〕应该说，毛泽东对于陶铸这段时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经中央同意，陶铸除分管中宣部外，还分管中组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体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出版局、广播事业局等，还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14〕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把陶铸提拔为中共第四号人物，可见毛泽东对其是寄予厚望托付重任的。〔15〕
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是鲜明的。尽管邓小平在大跃进失败以后和毛泽东有些疏远，而和刘少奇越走越近，以至于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和刘少奇、周恩来站到了一起，但是毛泽东始终是将刘、邓是分开的。在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酝酿过程中，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政治局常委排列次序，邓小平的位置比文革发动前提升了。按照王力和陈伯达的回忆以及《周恩来年谱》中的记载，陶铸是从下面被毛泽东“勾”上来的，也就是说本来邓小平的排名比后来的高。〔16〕而邓小平在这次改选中，是全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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