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以直报怨，用军警的乱枪和坦克大炮消灭了两名《沙尔利周刊》事件中的覆面枪手。百万人上街游行欢呼胜利，巴黎再次成为“世界的首都”。但两具搬出的尸体真的意味着正义得到了伸张吗？大西洋两岸的国家虽然点头如捣蒜，可在对中东的“西亚病夫”的残躯上生活的阿拉伯人们来说，显然情况并非如此。当几名枪手因杂志“毁谤神圣”的名义乱枪攒射后，危机的阴影就开始从地中海沿岸落在比斯开湾岸边，落到欧洲各国的头顶。
欧洲人始终以悲悯的眼光面对中东的民众，认为他们没有国家，只有民族，又被“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信仰所羁縻。殊不知这种眼光正是危机的源头。当奥朗德、默克尔等人勾肩搭背表示携手同行时，伦敦和华盛顿的博士们也抬出亨廷顿先生的木乃伊，以印加人礼拜太阳神（Inti）的虔诚高呼文明的冲突。必须承认，单就凶徒的行动来说，几名枪手为“穆圣”之名连开数枪的确符合这一标准，但凡事终究不能只看表面现状，在英、法、美诸国至今仍牢牢掌握着阿拉伯地带，“西亚病夫”的尸首也被彻底分割之际，中东当下其实正在酝酿着一种二十一世纪的义和团。
对于阿拉伯人来说，小亚细亚以南、直布罗陀以东、亚丁以北、波斯以西的广大地域生活着他们的亿万人，阿拉伯语、人种因素以及相似的心理特征让他们成为一个民族。伴随着奥斯曼一战站错队，英、法、意协同开罗的大君们分割了马格里布，名门哈希姆家族被英国人硬推上伊拉克、约旦的王座，沙漠中的埃米尔们又在英国、法国的大炮、快枪协助下彼此立国，给进占外约旦的犹太人留下了“有民无国”的口实。虽然阿拉伯的革命者们开始以开罗为中心，尝试起阿拉伯的复兴来，但这种象牙塔里的世俗力量并没有走出多远。当阿联解体，复兴党政府接连遭遇致命打击，海湾的君主国家在西方军力压制下“长治久安”时，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人还得继续在当年的大国分割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时至今日，英、法对于当年克里木的战友仍不肯手下留情。奥斯曼帝国的遗体继续被欧美的大国所啜食，同样的阿拉伯人还被大国的代理人们幽囚于新月沃地的牢笼里，欧、美仍把他们当野蛮人看待。这也让西方世界不能反对阿拉伯人利用他们的野蛮所具有的全部长处：用自动枪打死漫画家固然是一种蛮行，但这也意味着高压下的阿拉伯世界在被有意排除了世俗政府和共产党势力后只剩下如此的文明程度。
环顾阿拉伯人的社会、思想、时代、经济因素，从未经历过大一统的欧洲人显然是难以理解这种心迹的。这种心态的微妙恐怕只有经历过二十世纪初巨变的中国人才能揣摩体会。面对射向漫画杂志社的子弹，中国人很容易发现一种“目无天朝，死有余恶”的感想，这恰恰就是百余年前义和团的口号：这两类人在行为上更大有其相似之处。
对于熟悉近代史的中国人来说，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尝试似乎只剩下“虐杀教民”的残忍和恶辣，很多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于拳民的“残忍”，嘲笑其“刀枪不入”的牺牲。但他们却往往不愿注意到这些拿起刀枪的中国人喊的是什么口号，毕竟，“打洋学”、“保卫身家”、“驱教灭夷”的号令是直接与“福音前导，枪炮随来，利诱无知，横行乡里”的西方势力相对抗的，这种行动虽然充满“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但作为乡民而言，这种“可怕的残暴行为”终究是一场为了保卫家园与社稷的战争。
必须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正面临欧洲帝国的瓜分，中国北方的农民为此举起刀枪，对抗“洋人直隶闹”，他们高呼“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打出了义和团的旗号。老舍在描绘义和团活动的《神拳》里有过一句振聋发聩的呼声：咱们的国是大国，民是良民，别叫洋人把我们当作一块肥肉，分着吃了，灭了我们！可遗憾的是，几十万“神团”进京之后，仍然没能让中国免于《辛丑条约》，在清末民初的十几年里，各地督军彼此开火，更应了“分了吃了”的惨痛结局。一如中东二十几国的混乱。
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将军曾经有过一句被当成过蠢话的名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居民主要是中国人（Chinois），但这句话的翻译稍微换个字眼，就变成了一句极有见地的言论，即中国是由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国家。自中共建政，各地移风易俗，共产党打翻了神权、族权、父权和夫权，也打倒了神棍敛财的会道门，旧中国的民间混乱信仰从迷信开始逐步变成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也让当今的中国人很难理解“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程度究竟该有多严重。几千年来，儒、道、佛、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在中原到西域的广大范围之内涌动迸溅，中国人从中采撷了爱慕的露珠。从帕米尔高原到黑龙江之滨，从江孜的故垒到北京的神坛，在西方帝国试图分而治之，以各种手段引诱民众时，他们得到的往往只有义民的呐喊。不过，中国的农民缺少先进的武器和思想，当义和团只有神秘主义时，他们的反抗也最终以失败告终。
同理，在西方世界和海湾的王爷们掐灭了阿拉伯革命可能的火种后，阿拉伯民众也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不可否认，以爱资哈尔大学为中心的改革者和以伊拉克为代表的阿拉伯复兴运动一度很有市场。当阿拉伯人的复兴思想与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思潮被堵死在大学和知识阶层中时，这也就难免会让其中某些接受过现代教育但缺少思想武器的年轻人开始转向库特卜（Sayyid Qutb）式的乌托邦理念，拒绝对现状的容忍与接受态度，至于由之而来的造反行为，就不是无因的了。
必须承认，阿拉伯人因为漫画对穆圣的侮辱而对报社行凶是一种野蛮的行动，但这种野蛮的抗争已经是他们以当下的水平而言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手段。比起对于国家机器的攻击，这种做法显然是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么，阿拉伯人又管得着这些吗？
当类似义和团以及混水摸鱼的会党的旗帜举起后，伴随着新月沃地的人头滚滚与战火纷飞，我们可以发现，阿拉伯人要用阿拉伯的手段让自己强大起来，尽管这种尝试完全没有成功，但各种思想的投石问路终究是会起到点效用的。自19世纪末被压制的阿拉伯会在21世纪掀起一场革命的风浪，这种风潮也许并不会带来革命的胜利果实，但至少会让阿拉伯人知道怎样革命才会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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