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5年1月7日，法国巴黎发生了那件令人发指的恐怖罪行之后，随着12条生命被残忍地夺去，对极端宗教恐怖主义的愤怒和谴责一路从巴黎城蔓延到了全世界。被称为是“法国战后最惨重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查理周刊》事件引发了数百万人为捍卫生命和人权的大游行，其中无论是文明的伊斯兰教信仰者还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都借由各种渠道和方式表明了心中对于犯下此等暴行的恐怖主义的态度，让人在对暴行肆虐的震恐之余不由得对文明中尊重、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核更加坚定。
巴黎大游行
但是文明一词并非包治百病的良药，此次发生在《查理周刊》的恐怖袭击事件，几乎牵动了整个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的神经，当有关于言论自由、信仰与文明的争论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余，也让我们再次深刻的意识到即便是文明社会的内部，也存在着许多的不文明。不同文明之间缺乏足够的尊重、理解与互信的弊端成为此次查理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不填平相异文明之间依旧壁立千仞的鸿沟，类似的悲剧不仅不会结束，甚至极有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积重难返的文明哗变。
承认产生于不同地域，建立在不同文化习俗之上的相异文明，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应有的标志之一。罗马教皇约瑟夫•拉辛格曾说过：西方的两大文化，无论是基督教的信仰文化，还是世俗理性文化，事实上都没有压倒一切的普遍性，都有其内在局限，因此理性与宗教之间需要对话，需要互相监督。这句话用在诠释西方世俗理性文化与穆斯林的信仰文化上同样适用。康德曾言：为理性划定范围，给信仰留出空间。只有建立在尊重与宽容之上的信仰与理性，才是文明之所能够共融与延续的根本命脉。
一、查理事件回溯：文明之间的冲突
任何一个极端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完全偶然的，其背后一定有某种隐伏的必然性。同所有人类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一样，《查理周刊》所引发的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之间产生，背后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若从狭义的宗教视角去看，这种历史渊源可以上溯到中世纪基督教（十字军）和伊斯兰教（新月军）之间的圣战；从民族和政治的立场上追问，又可回溯到西方对于阿拉伯世界将近200年的殖民运动，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包括之后西方对于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和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法西斯是全人类的敌人，所以民族、宗教之间的矛盾暂时退居次要地位，包含了各大文明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二战之后，美苏两极对立的世界格局形成，宗教、民族、种族政治矛盾依旧处于被压制和隐藏的状态，然而透过局部的冲突（伊拉克、阿富汗、巴以冲突），这种矛盾已经隐隐凸显。冷战结束后，曾经被压制的矛盾开始喷发，南斯拉夫事件便是其中一例。在随后全球化的趋势下，民族融合不断加强，裂痕却依旧存在，虽一度被弱化，却在近年内逐渐表露出来。历史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就像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大公被刺杀一样，《查理周刊》事件便是此次矛盾爆发的一条导火索。
此次事件中，一种观点认为近代文明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因此西方文明势必高人一筹。但是，不可被忽视的是西方世界内部也并非完全和谐，建立在自由民主之上的西方文明的路途并非总是一帆风顺，而是暴力革命和战争以及不断妥协的产物，西方的种种文明秩序（包括：世俗化、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泛神论、无神论、无政府主义、嘲讽、解构一切）并非全能理论，甚至是偏向另外一种极端。与查理事件中的极端宗教主义相对应的，这两种对立的文明或者价值体系（其中甚至包括9.11事件中的伊斯兰基地组织与美国；此次关于查理事件的种种争执）必然会产生纷争。这同样也是文明之间之所以会产生矛盾与冲突的内在原因。
因此，查理事件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学者许纪霖在其《我为什么不是查理》一文中深刻而一针见血的指出：与其认为这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毋宁说这是一场极端的世俗主义与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这种极端世俗主义和极端原教旨主义游走于文明的边缘地带，在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碰撞，必然引发类似极端事件的上演。
二、回归查理事件本身：共识与分歧
法国当地时间1月7日上午，手持重型武器的恐怖分子口呼着“真主伟大”，对《查理周刊》编辑部进行了公开处决性质的大屠杀。事发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国政府一致发言表示这是一场“野蛮、残忍、粗暴、丑恶的极端宗教恐怖主义袭击”。无论是西方各国、穆斯林、还是《查理周刊》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所达成的一个共识就在于：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极端原教旨主义、宗教恐怖主义应该被坚决排除在文明的大门之外。
然而，事情却远没有表象上那么简单。查理事件，尤其是之后引发的事关维护言论自由的大游行，以及《查理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仍沿用之前刊登穆罕默德肖像的漫画所导致的穆斯林国家的集体抗议再一次将矛盾上升到了两个文明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此我们不禁要发问：这种冲突是偶然发生？还是其背后早已有隐伏的矛盾，只是借助这一次查理事件全面爆发了出来？两种文明之间之所以不可调和的内在渊源又是什么？
事件发生后，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待《查理周刊》所绘漫画性质的态度上。《查理周刊》的支持者，在这里主要指西方国家，包括领导人到各大主流媒体，再到多数民众，一致认为《查理周刊》在此次事件中无责，他们将恐怖袭击事件定位为对言论自由的攻击，这对将言论自由视作自由民主基石的西欧国家来说不能接受；另一方面，广大的穆斯林，西方论调的反对者以及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内部人士则对《查理周刊》漫画刊登的内容不敢苟同，认为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于尊重和顾忌人的信仰和尊严，《查理周刊》若能约束自己的行为，恐怖袭击不至于发生。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所有的穆斯林，包括对宗教恐怖的反对者，都认为《查理周刊》的漫画确实涉嫌侮辱先知默罕默德，伤害到了伊斯兰人的感情，新一期的《查理周刊》继续刊登先知的画像引起的穆斯林国家集体抗议和骚乱证明了这一点。而至于《查理周刊》之后的行为（继续刊登默罕穆德画像，并以先知口吻标明“我也是查理”）是法国人对于言论自由权力的捍卫还是杂志社借由此次事件从中牟利（新一期《查理周刊》销量突破了700万册，是之前销量的上百倍，杂志的销售收入加上各方捐助，使这份在一周前还面临资金困难、甚至难以支付员工工资的讽刺性刊物的净收入已经高达1120万欧元），我们不得而知。而这场争论也不能用简单的对与错去判别，还要从双方态度产生的根源上去踅摸。
作为一个历经多番波折后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法国人其实久有关于言论自由与人权，及其界限的思辨。在此次查理事件发生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的肖像也不止一次被重新张贴在大街小巷，用以表明法国人捍卫言论自由的决心。但是，当一腔热血的伏尔泰激动地提出“你所说的话不一定正确，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时候，他一定不希望他的同胞真的会因言论自由而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然而悲剧已经发生，缘由不外乎法国建立在启蒙运动和激烈的反宗教、反专制的思想政治革命基础之上的独特的讽刺艺术传统。所谓“不敬是自由的命脉”，《查理周刊》很好的继承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冲击正统的反文化运动，无论是宗教、贵族、世俗、人文，《查理周刊》秉承其鲜明的左翼风格，对一切元话语权进行颠覆，反映出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虚无主义气息。法国思想政治家托克维尔曾称法国是一个十分“爱走极端”的浪漫主义民族，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为何法国人对自由如此酷爱。但是处在这个天平另一极上的穆斯林又是怎样一个存在呢？
伊斯兰教诞生于公元七世纪，由名为穆罕默德阿拉伯人提出，所要澄清的一点是穆斯林并不认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创立者，而只是造物主安拉在人间指定的最后一位先知。也就是说，穆罕默德并非伊斯兰教的神，而是一位被广大穆斯林所崇敬的先知，根据《古兰经》中的说法，穆罕默德被描绘成一个慈悲、善良、充满了人性光辉的智者的形象，是穆斯林生活准则上效法的对象。在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其中一条规定就是“禁止搬弄是非，讥笑穆斯林”，这是伊斯兰教众之间互敬、严谨、虔诚的生活准则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说，此次《查理周刊》正是踩在了这个雷区之上，这才引起了穆斯林世界的普遍不满。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查理周刊》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描绘被认为是越过了穆斯林的底线，那么在穆斯林的心中，先知究竟能不能被描绘，这个底线又在哪里呢？根据一位穆斯林的说法，在伊斯兰教中对先知的任何具象化描绘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无论是神圣化还是亵渎化。他提道：“伊斯兰教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先知穆罕默德是人而非神，他的形象具现在纸上会诱导人们崇拜凡人，进而影响到真主安拉的地位。”因此在穆斯林看来，不描绘先知已经不完全是宗教虔诚的问题，更涉及到尊重伊斯兰的传统。那么如果说伊斯兰向来拒绝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那么口喊“为先知报仇”的恐怖分子针对先知描绘者的暴力袭击，是否可以被看做是对先知另一种意义上的狂热崇拜，是对伊斯兰教信仰的变相背叛？
《查理周刊》的支持者还认为，《查理周刊》是在法国自己的地盘上画漫画，只要不影响到穆斯林国家的人，他们自然无权对法国的言论自由说三道四，甚至引来残酷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先不说现在法国的少数族裔移民人数已经占到社会总人口的15%，在《查理周刊》流通的地方就有不少的穆斯林，就算是法国并非接纳穆斯林移民的单一民族社会，在全球化、多文明交融发展的今日，发表任何有损于文明间和谐，不尊重各文明生活形态的言论也是不恰当的。这当作为西方捍卫言论自由权力的一个底线，因为任何的自由都有其边界，言论自由尤其值得注意，哲学家康德说过“自由即自律”，用在这里可谓恰如其分。
针对此次事件中关于言论自由的探讨，美国作家门肯（HL Mencken）也提出，新闻中好的报道应该是“让循规蹈矩的人不安，赋予不安的人以慰藉”，而在一个人们动不动就从“言论自由”中获得高潮的社会里，很少有人想到或者质疑行使这种自由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就算是《查理周刊》的漫画起着令人警惕极端宗教的作用，这个世界上也还有更多对抗极端恐怖的武器，而它们比一副讽刺漫画要有力的多。
在这里，仅仅对于言论自由边界的界定或许还不足以回答此次事件中的其他疑问，例如：为何手持重型武器，进入《查理周刊》编辑部犯下凶案的凶手竟然是持有法国国籍的法国人？为何在西欧的民主社会成长起来的少数族裔移民，会成为残暴的极端宗教组织的参与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许要从法国自大革命后建立的共和制度谈起。法国的“共和模式”只承认其共同体成员的公民权利，但对其他群体诸如穆斯林等源于历史、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差异性权利却并不给予重视。西方国家，尤其是法国追求普世化、世俗化、多元化的文化策略正在逐渐失效，这对由于少数族裔移民所带来的内部异质性色彩浓重的社会组成来说不啻为一种极大的隐患。在无法改变这一社会结构的基础上，法国要想彻底的根除这一隐患，就必然要从改变共和模式对文化差异的“色盲”入手，做出一些相应的让步，与穆斯林及其他少数群体展开积极地对话，设定建立在尊重宽容基础上的双方的界限，展现一个现代文明民主的国家应该有的从容与大气。同样有西方学者指出：“在追寻博爱、平等和自由的三条崇高理想的道路上，整个法国社会还有更多的事情必须去做。在法国，大概有百分之十的法国人是穆斯林，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北非籍，在城镇地区该比例还要更高。但是，相比之下，穆斯林的比例在媒体、政府、警察和军队人员中则要低的多。许多年轻的法国穆斯林因此感受到宗教歧视，被边缘化甚至是种族歧视。除非上述问题都被解决了，否则恐怖分子则会继续利用这些问题作为幌子吸收更多的人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三、几个无助于问题解决的态度或者误区
在对《查理周刊》惨案的遇难者表示深切的悼痛之余，各界都在积极寻求和解之道，因此，在矛盾已经产生的情况下，争论双方应该注意不应再继续发表任何带有偏见性或者无异于矛盾解决的言辞来进一步激化矛盾。有观点认为《查理周刊》事件背后其实是西方站在道德高地对弱者（穆斯林）的欺压，也有观点认为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对民主文明社会的发展构成了威胁，查理事件实则是野蛮对文明的攻击。这两种观点无论是否有其正确性，但都无一例外带有偏激化的性质，持这两种观点的人认为文明之间的矛盾具有很大的不可调和性，文明似乎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宣战。现在发表这种带有阴谋论性质的言辞不但无助于事情的解决，反而会将矛盾激化，从而产生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
事发后，一些生活在西欧社会的穆斯林也表达出了此种担心，英国的一位穆斯林在发言中称：“我仍然很担心法国的穆斯林同胞们，在那里已经有人开始袭击清真寺了。我很担心穆斯林妇女们会仅仅因为穿戴面纱遭到暴徒们的袭击和羞辱。不幸的是，这类羞辱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一些主张禁止来自非欧洲国家移民的极右翼政党的鼓吹下……”
事关《查理周刊》事件的另外一个误区是将历史中的文明之间不和谐的旧账重新翻出来解释当下的事件。历史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作用，但是历史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本烂账，在文明和谐共融已经成为主流的当今世界，在如今任何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无法形成霸权从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一味套用以往历史中的文明伤疤不但无助于解决当下的矛盾，反而有可能激起民族、宗教、国家间的仇视，相信这是任何一个生活在文明中的人不愿看到的情形。
四、如何建立文明、民族、宗教之间的防火墙？
文明是否足够成熟的标准之一就在于它是否能够尊重和包容与之相异的其他文明。文明之间要想和平共融，势必就要涉及到由于文明内部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因而起到缓冲与保护作用的文明之间的防火墙必须也应当被建立。这道文明间的防火墙应该以人类所公认的自由、平等、人权、博爱为基石，用尊重、宽怀和包容作为文明间碰撞的软性屏障，如此才能做到无往而不利，将人类所受到的伤害降到最低。
从查理事件发生后各方的态度来看，其实这道防火墙已经隐隐存在，不论是穆斯林还是西方人士，所有人都站在了谴责宗教恐怖主义、对遇难者表示同情、积极捍卫社会正义与平民权益的统一阵线上来。查理事件中就有穆斯林称：“我认为这些人（恐怖分子）根本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他们的行为不能代表我的信仰。伊斯兰教寓意着和平，而其根本真正的教化原则是建立在尊重，慈悲和容忍之上的；但尽管其（《查理周刊》）对我们会有冒犯，也比不上从根本上而言的，这些无情夺取他人生命的凶手对我们信仰的冒犯；在《古兰经》里我们被告知：‘真正追随仁慈的人们是那些谦卑地行走在大地上，并以和平去面对无知的人们。’”
因此就目前来看，无论是《查理周刊》的支持者或是反对者，或者是与查理事件无关的其他文明，在这场论战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无论是掩藏在宗教、还是民族、政治背后的反人类社会的恐怖主义，这种恐怖主义无论是以宗教中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或者是邪教、战争、暴力、极端民族主义的面貌出现，都应该被文明的人类社会所警惕。
意大利的阿甘本在其著作《论安全与恐怖》中所说的，打击恐怖主义在当下的要务，应该是“要防止诱发仇恨、恐怖和破坏的条件继续发展，而不要让自身局限于事后控制的努力，这也正是民主政治的任务”。 因而，在宗教内部，如何控制恐怖主义分子利用宗教控制蛊惑人心，在民族种族领域，如何防止这些概念一再被提及、曲解和利用，是当下文明民主人士应当优先考虑的第一要务。如果解决好了这些问题，不但查理恐怖袭击的极端事件不会再上演，就算以后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矛盾，都可以通过协商，沟通来解决，而非诉诸武力和暴力。而以尊重和包容为核心和原则的文明之间的防火墙一旦被建立，亦将成为抵挡野蛮与暴力的前线阵地，以全人类宽容理解的共识之花结出的文明之果，同样必将所向而披靡，无往而不利，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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