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在四一二事件前只是加入共青团, 他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没回答他，所以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共青团员。到上海后为和党接上头，他那个同乡任伯芳给他出主意，说你是个团员，又不是党员，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党，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后来因为他很急切，就这么办。文革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当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让他交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因为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出狱的时候，毛泽东讲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假的也成真的。
罗瑞卿
黄土高坡----我的家乡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那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罗箭
记者：您父亲20岁的时候离开故乡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记忆中延安就是老家，对真正的故乡----南充老家是否还有什么印象？
罗箭：南充应该说是我父亲的老家，我们都没有什么概念。父亲特别忙，很少有时间给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他“文化大革命”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这些子女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所以父亲在福州养病稍微有点空闲，就给我们讲他过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经历。
在我内心深处，老家没给我太多的印象。潜意识里我把延安当成老家，儿时的回忆对我印象更深刻一点。想的都是黄土高原那儿的事情，常梦到我小的时候在黄土高坡上跑来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觉得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人，“文革”动乱时都被拆散了。在延安, 我大妹、二弟也有了。我们一家住在王家坪，大礼堂后边有一排平房。那时候我父亲母亲工作很忙，我大妹比较小，两岁，有一个小战士带她。父母下班后，我们全家也就那么一点儿时间可以在一起，那时候父亲常带我们玩，跟我们说话。
记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里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当时您父亲在太行山作战，您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这样的孩子，都是父亲母亲在前方打仗，您还记得与您父亲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吗？还记得他那时的模样吗？
罗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个男孩，我父亲当然很高兴了。我一生下来，父亲就到太行山去了。那个时候前方很艰苦，基本上不带孩子，所以我一生下来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记忆中跟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保育院，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父亲1943年从太行山回来，那个时候延安的条件都比较艰苦，他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一部大卡车，很大，他坐在驾驶室里，开着车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诉我，你爸爸从前方回来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个子高高的，噢，这就是我的爸爸。当时我们在延安很土的，没有见过车，那个大卡车来了以后，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么，那么大一个东西。然后父亲就坐在驾驶室里抱着我，我特别紧张，那汽车开起来一按喇叭，都吓得我一哆嗦。那时，我是五六岁的样子。
因为父亲受过伤，那是在红军的时候，一颗子弹从他下巴底下打进去，从颧骨穿出，把关节打碎了，愈合得不好，所以看起来老是像咬牙切齿的，再加上他个子高，比较瘦，显得很严肃。对他不熟悉的人老觉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经常开玩笑。而我们兄弟姐妹7个没有哪个说怕父亲母亲的。
记者：当时像您这样见不到父亲的情况多不多？
罗箭：像我们这种情况太多了。我记得哪个叔叔阿姨从前方回来，就把我们这些孩子都接到他们家里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父亲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从前方回来个亲人，把我们都接过去。我父母在前方没回来的时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妈妈（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过年过节她就让警卫员骑着马，4个警卫员一个人抱着一个，把我们都接回枣园（朱德的住处）去，过一个周末再回来。我们小时候，康妈妈就像我们的亲妈妈一样。我父亲到太行山一去好几年, 中间基本上不通音信，当然他觉得把我们放在延安那是大后方了，我们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们当时也小，不懂得挂念亲人，但我觉得父亲母亲时时刻刻在关心着我们。因为每次前方有回来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们，说我看看你们长多大了，你爸爸还是老想着你们的，经常给我们讲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亲在前方，没有时间来看我……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灵魂----罗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把抗大带到前线去要通过封锁线，很危险……所以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罗箭
记者：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当时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负责的。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是来自大城市的青年学生，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您父亲时常给学生们演讲，他的演讲很有特色，您听别人讲过他当时的工作吗？
罗箭：红军到达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时间，相对稳定，遵义会议只是解决了红军组织上的问题，思想上还未统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后来听叔叔阿姨讲，那时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亲搞的，担任抗大教育长的职务，学校日常事务都归他管。后来很多青年都向往延安，通过种种途径，大多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冒着生命危险过来的，像天津“一二·九”运动涌现出大量积极分子。地下党也有意做这方面工作，把他们引导到延安，所以那时候到延安的青年学生特别多，这样一来，抗大的教育对象才转移到青年学生身上。像我的母亲和好多阿姨们，都是这样的青年学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线，就找八路军，要抗日也找八路军，要救国还是找八路军，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来，没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动手挖窑洞。
当时父亲在黄埔军校时，比较崇拜邓演达。邓演达是黄埔军校的负责人，经常给学生演讲，当时他们那些人演讲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动性。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向他学习、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对我讲，你爸爸在抗大讲话是非常有号召力的，讲上几个钟头，不用稿子，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就连毛主席都夸奖，说你爸爸演讲有邓演达的风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学演讲的时候，我发现父亲讲话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我现在理解，他的演讲一个是内容精彩，再一个就是声调手势，都要配合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毛主席讲话那个动作都是很大，他经常叉着腰，我父亲也是，激动时动作也很大，那个时候是抗日啊。以前父亲说起这些事也是感慨万千。记者：当时您父亲作为抗大校长, 听说毛主席还给了他一项特殊的任务，是什么任务呢？
罗箭：我父亲担任抗大校长的时候，毛主席给他一个任务，让他把抗大带到前线去。一方面在前线继续办校，另一方面这是一支很强大的干部队伍。一般抗大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分到各个解放区担任领导职务。这么一个几千人的队伍，要把他们安安全全地带到太行山，是一个非常重的担子。
当时抗大的学生很多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与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军事干部情况不一样，那些军事干部都是长征过来的，军事素质都非常高，应付各种情况都是驾轻就熟的，但是这批年轻的学生都没经历过战斗的考验，他们通过封锁线、过铁路，容易出问题。当时中间除了晋绥根据地以外，其他都是游击区，所以敌人的巡逻队也经常来来回回地走，敌人把铁路线作为他们的巡逻线，有铁甲列车来回走，所以要通过铁路线，就要趁这个空当通过，那是很危险的事情，要组织得非常严密，不能有一个人出现问题。大家都非常紧张，只要有一个人暴露目标，那就等于大家都暴露，因为那些学生也没什么武器，碰上全副武装的敌人，没有什么战斗力，牺牲会很大，因此我父亲很不放心。于是他就站在铁路线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学生远远地看到校长那高大的身影，心里就觉得安全。
一直往前，永不回头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工作异常繁忙。
毛泽东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记者：您父亲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毛主席送他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您认为父亲是什么性格的人呢？
罗箭：其实毛主席送他这两句话，很难说是批评，也很难说是赞扬，只能说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对人要求比较严格，这是他一生做人的标准，也是对工作的标准。他成功的地方在这儿，最后受苦也是因为这个。他这个人容不得一点邪恶，容不得一点污七八糟的事情，他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对别人要求也这样。“文革”前他是军委秘书长，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直露。“文革”后，他又出来工作，还是以前的处事原则。我觉得他一生就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个结论，他不能委曲求全，只有一直往前，永不回头。在我的记忆里, 父亲从来都是急急忙忙的，工作太多，事情太多。当初一进城，他在公安部，我们家住在缎库，下班有时候走回来，还到派出所检查一下工作，民警都认识他。后来到了部队就更忙了，担任军委秘书长，在我们的印象里，爸爸永远都是忙忙碌碌。我记得有一次国庆焰火表演，有一个记者本来想找我父亲，但没找着，问我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我母亲随口说了一句：“忙，你看你见不着他，我也见不着他，现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还有就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达到目标，从不会退缩。举个例子，当时黄埔军校被解散，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党组织。当时他的很多同学，走了各种各样的道路，但是他就认准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果为了找一个生活出路，他不会那样选择的。
“假党员”的经历
“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他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罗箭
记者：当时您父亲考的是武汉黄埔军校，那时候他只是一名共青团员，“四一二”政变以后，就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他曾经到湖南、上海寻找党组织，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听说您父亲有过“假党员”的经历，有这回事吗？
罗箭：当时我父亲考上武汉黄埔分校，分校里头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党决定让这部分力量从武汉沿着长江下去，参加南昌起义，但是没赶上。南昌起义很快就失败了，部队撤回来往广东那边走，所以这个武汉分校到了九江，就被张发奎解散了。
黄埔军校，那时候哪些是进步学生，哪些不是进步学生，都知道。像他们这些人也都难以生存，就散了。武汉分校从四川来了很多学生，很多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张发奎要抓这些人，而这些人中从四川来的很多，所以他们就抓这些有四川口音的，在黄埔军校有四川口音的都抓，所以他们当时在湖北那个地方很难立足，很容易就暴露身份了。我父亲他们跑回武汉去，到处去找关系，接不上头，他那个时候又大病了一场，病好了以后，他就继续找党，非要找到党的组织。中间经过了很多周折, 听说哪个同学是共产党，他就去找人家，跑到湖南，最后听一个同学说党中央在上海，他们俩就跑到上海，几个从四川来的人就挤在一间屋子里。这里头还有一个故事，因为找各种关系他们在上海待着，后来有一天他们跑到外滩公园，当时外滩公园门前立着一个牌子叫“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他们几个年轻人看了很气愤，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地方，华人不能进去？所以就偷偷跑进去，结果被巡捕发现了，被关在班房里头，最后是熟人凑了点钱才把他们赎出来。这个故事我父亲经常给我讲，特别是到了外滩的时候。
后来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八一南昌起义失败了，“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那个时候革命处于最低潮，很多党内的人都发表声明脱党，当时一片白色恐怖，好多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像他这样还要去找党的关系，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其实他当时只是加入了共青团，他几次提出入党的要求，当时党组织没回答他，所以确切地说他应该是共青团员。当然后来有一段时期，团员自动地转成党员，但是没有履行手续也还是不行。到了上海以后为了和党接上头，他那个同乡任伯芳给他出了主意，说你是个团员，又不是党员，用这种办法跟党接头不会有效果的，你干脆就说你在分校已经入了党，你用党员的身份与党接头。后来因为他很急切，就这么办了。“文化大革命”时翻他这段历史，江青特别高兴，说罗瑞卿是个假党员。当时他们一个劲儿地让他交待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也没什么可交待的。因为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党。到后来出狱的时候，毛主席讲了一句话，说什么“假党员”，跟着共产党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后来他用一辈子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把一生都交给了党。
“箭”“宇”“原”
“父亲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罗箭
记者：罗瑞卿有8个孩子，每个孩子的名字都很特别，他把三个男孩子取名叫“箭”“宇”“原”，“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您兄弟几个的名字很有意思，应该寄托了您父亲的某种期望吧？罗箭：我的名字取得有意思。我父亲跟任伯戈很熟, 他来表示祝贺，我父亲说你给起个名字吧，任伯戈说你叫罗瑞卿，他就叫罗小卿，所以我一直就叫小卿。因为这个字不好写，我就老写“青”。从101中学毕业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我和你母亲革命一辈子，你们的任务就是建设中国，学理工科吧，学一门自然科学，将来好建设国家。”我记得1958年的时候，核电站、原子能都是尖端科学，父亲对这个事情很感兴趣，我父亲就说你就学原子能吧。我当时也是抱着这么一个信念，我一定学原子能。因为我高中功课比较好，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到我们学校来挑学生，保送，我一打听，北京工业学院是以机械为主，没有原子能系，我说不去。中国科技大学有，后来我就考到那里。
到了1961年，我听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招一批插班生，因为当时我们国家对“两弹一星”很关心，就抓这个事情，要是从大学一年级培养，5年时间，就来不及了，所以就要从清华、北大、科大、复旦这些好的大学里招三年级学生。为这事，我就征求父亲的意见，我父亲说好啊，这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我那时候还不知道，父亲就是管“两弹一星”的，具体抓这个事情。我就从科大到了哈军工，他说改个名吧，当时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就写了三个字，“箭”“宇”“原”，他说你们兄弟三个人，这三个字，你们自己挑。我小弟挑了“原”字，这是什么意思？三个字从字面上没什么联系，后来父亲就给我们解释，“箭”就是导弹，“宇”就是宇宙飞船，“原”就是原子能，我们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兄弟姐妹8个。大妹妹叫罗峪田，其他的峪书、罗宇、峪治、峪平、罗原，名字都有来历。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小名，很有意思。生点点时早产，就那么一点，所以叫点点。生了了时，不想生了，林巧稚（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说是个男孩，要吧，母亲说可以要，但这是最后一个了，所以叫了了。
记者：您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您父亲是不是特别喜欢孩子？
罗箭：那时候口号是“一个不少，两个正好”，毛主席也讲不能生得太多，所以爸爸回来就给我们讲：“主席今天又讲不能生太多了，主席一这么说我脑袋就低下来，我家里可是一大堆孩子。”
我父亲特别喜欢小孩，从小对我们都很溺爱，罗宇1944年生，朵朵1949年生，所以无形中我们四个算大孩子，那三个是小孩子，我父亲对那三个小的特别疼爱。每次下班回来以后，三个小的弟弟妹妹都扑上去，他个子特别高，孩子又小，每次他都蹲在地上，有时孩子一上去，都把他弄得坐在地上。记者：您记得你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罗箭：我们最快乐的时光是吃晚饭时, 那是全家一天中唯一团聚的时候。父亲非常忙，想见他，只有在那个时候。所以在我们家已经形成一个传统，只要父亲有空，他晚上一定要回来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们常常一家老小都在那儿等他，有时候等到七八点，只要父亲一回来，我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大家一起吃饭，那是我们一家子最快乐的时候。父亲母亲就听我们讲学校里的事，社会上的事，那时候看刘三姐，嘲笑那三个秀才，我父亲说得高兴了也跟我们一起讲，爸爸四川口音，语序和普通话不一样。他说“我借你的钱还你不起”，我们就哈哈地笑，“什么还你不起，是还不起”。“文化大革命”前从我到我的小弟弟都是长身体的时期，比较能吃。等他一回来，我们很快都吃光了，父亲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和母亲相视一笑，就说：“哎呀，你们这些蝗虫。”然后就给我们念普希金的诗，老念老念，我们都会了，他一念，我们全家都一块儿念，“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从此飞去无音信”。高兴得很，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记者：您记得您父亲最高兴的时候吗？
罗箭：上世纪60年代初，蒋介石在台湾蠢蠢欲动，美国人也支持，经常派U-2飞机跑到大陆来拍照，当时主席给父亲讲，光抗议不行，要打下来一架，我父亲就具体组织这个事情。我们当时的地对空导弹都是苏联给的，那几个阵地别人都知道，它就绕开你，雷达一有动作，它就跑了，几次都抓不着。这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叫什么导弹打游击。就是导弹游动，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这样你摸不着我的规律，果然有一次把飞机打下来了。我记得那一次父亲回来得特别晚，他从来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记者：您父亲有特别的爱好吗？
罗箭：父亲是四川人，喜欢川剧。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各个地方戏曲都到北京来表演，四川也来了几个川剧班子，当时他们四川这几个老头儿都特别高兴。我记得陈毅伯伯、邓小平伯伯还有朱老总，和我父亲一样，他们都特别喜欢川剧，然后川剧团就把所有汇演的票给他一打儿。父亲特别高兴，给我们讲，全家都得去，母亲带着我们跟父亲一块儿到长安剧院去看川剧。川剧有一种高腔，没有伴奏，母亲说你们高腔真怪，不好听。她在后边小声说，前边小平伯伯听见了，马上回过头说，这里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说四川人的坏话。父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活跃的，爱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赛他都去观看。而且他还喜欢篮球，曾经组织了抗大篮球队与战斗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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