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6月25日刊登了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沃尔特・洛曼题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四方联盟”有用吗？》的文章。文章认为, 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必须共同商议，协调它们对于应对政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它们为避免刺激中国所能采取的最大努力就是尽可能保持透明并涵盖地区问题，将全球经济视为一个共同的领域，而不是不同的海空。文章摘要如下：
2007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国的助理国务卿级别外交官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后来，仅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行动就宣告停止，主要是因为北京提出了抗议。
为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长期和平与安全，这是应该恢复的一种机制。
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教授马克・布劳利博士做过一些有意思的工作，研究了英国、法国和苏联在二战前的政策分歧。他证明，主要出于对国内因素的考虑，这三个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的应对德国力量的策略迥然不同，以至于到了20世纪30年代，它们几乎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协同对策。
1938年的绥靖政策并非无中生有。这一政策选择是由各方对德国力量的错误且不一致的判断以及数十年前达成的国内政治交易所决定的。
如今，对于中国的力量，美国与其盟友以及印度等安全伙伴也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
这并不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同于战前的德国。两种情况之间存在多种差异。然而，战前欧洲的教训确实就如何应对崛起的大国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制定应对中国的正确方针，将为一个繁荣与和平的太平洋世纪铺平道路。不这样做的话，灾难可能在亚洲重演，给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影响。
2015年早些时候，美国传统基金会、印度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日本东京财团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这四家重要智库的国家安全分析员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议，就一系列安全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的军事能力、态势和战略意图是其中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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