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 中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引起各界不同回响，尤其是国家加强国家安全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规定，使得诸多政治观察人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进一步收紧。然而，如果回顾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曾经试图推进的政治改革，以及随后引发的“六四”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到，适当的舆论引导而非舆论管控，是为政改能够切实推进，而非止于理想者口头争执上的必要保障。
赵紫阳在十三大上为温和的政治改革向前推进了一步
与许多人对八十年代改革仅限于经济的历史认知不同，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第一次谈到了政治改革，而在1986年正式推到前台，邓小平曾有讲话：“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邓小平在29年前对政治改革目的的讲话，放在今天依然贴切。今年，中国总理李克强就曾痛批“处长治国”，中央不断简政放权，而到处长一节却迟迟落实不到社会上。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经济结构调整的艰难，也如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时所面对的问题那样：“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诚然，当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例如：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有限，到期退休，根除了毛泽东时代领导人终身任职的土壤；十三大中央委员会差额选举，以民主的方式淘汰掉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邓力群既是其中之一；加强了法制的完善……然而，30年前的政改问题之所以仍在今天一成不变，至少也从结果上证实了多数人的感官，过去的政治改革并没有经济改革那样富有成果，当初政治改革的初衷并未完全实现。究其原因，朝野、中共高层之间对于政改认知的巨大差别，是政改朝一个目标切实推进的极大阻碍。
1986年, 赵紫阳被邓小平选为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负责人。然而可以看到，不论是赵紫阳与邓小平之间，还是知识分子与改革推行者之间，都存在对政改认知的分歧。邓小平的政改目的是得到一个更加高效而廉洁的政府，赵紫阳则想更大范围的减少党对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管控，只提供总体性指导。知识分子则认为政治改革应当包括扩大自由，引入西方民主的实行步骤，而中央认为西方民主不适于中国国情。
于是双方的矛盾演化为冲突，最终成为政治改革的阻力。全盘西化的要求引发了学生运动的浪潮，导致了被认为具有开明政治形象的胡耀邦的辞职，而这一辞职又在两年后引发了另一场学生运动，最终发生“六四”事件。同时，也使得邓力群、胡乔木介入政治改革工作，造成改革尺度有所收紧。到“六四”之后，中国官方更加对“政治改革”的字眼讳莫如深。
回到当下，舆论管控所体现的一元化管理思维早已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多元社会，然而，从八十年代的政改历史可以看到，如果各界缺乏共识又会造成改革的阻碍，因此，舆论引导而非舆论管控能够在不强求不同政见者统一思想的前提下，让各方认识改革的最高操刀者的目的，并在这一目的下达成共识，找到各自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国家安全法将部分舆论引导工作归类至国家安全工作范围，将更加利于国安委主席，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把握先关舆论的脉搏，减少政治改革由于分歧产生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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