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旧称紫禁城,坐落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曾是中国明清两朝24位皇帝的皇宫。她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的珍贵遗产。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历经五百年兴衰荣辱的帝王宫殿终于向公众敞开了大门。这座几经风霜的皇家宫殿,与中国的历史进程紧密相系,不仅见证了八国联军入侵、清帝退位,更经历了日寇侵华、文物南迁,国共内战,文物迁台,最终形成一宫两院格局。09期《多维CN》及06期《多维TW》,曾推出专题《故宫:铺陈两岸历史卷轴》,这是第三篇《行走的故宫 国宝大迁徙》。

北京故宫神武门
在抗日战争期间,全中国文物损失惨重,但故宫博物院文物损失极少,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告急,故宫博物院挑选文物准备南迁。消息传出,引起北平各界乃至普通市民激烈反对,他们上街游行,“誓与国宝共存亡”。北平政务委员会议决“呈请中央拍卖故宫古物购飞机500架”。经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多方努力,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否决这一议案,决定将故宫重要文物南迁。
颠沛流离 辗转万里
1933年1月,日军攻陷山海关。2月5日深夜,在军警严密保护下,一箱箱文物从天安门运出故宫装上火车。次日清晨,文物专列从正阳门火车西站悄然南下。一场世界文明史上历时最久、规模最大、艰辛最巨的文物大迁徙由此拉开序幕。
从2月6日至5月23日,共有13,427箱故宫文物,由吴瀛、俞同奎、程星龄、马衡、袁守和、沈兼士等人负责押运,分5批运达上海法租界寄存。北平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内政部、颐和园、国子监、先农坛等文物6,194箱随行迁运。
南迁前,故宫向行政院和地方军政长官发出密电,请沿途保护。专列车顶架起机枪,各节车厢军警警戒。沿线逐段都有武装马队随车疾驰护卫。每到一站,地方官派人上车交差。为了避免日军袭击,专列避开天津,由平汉铁路南下,到郑州转陇海铁路东行,达徐州后再走津浦铁路,至南京浦口火车站卸车后,装船运往上海。
文物运沪后,故宫博物院新任院长马衡决定重新点查文物,编印《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存沪文物点收清册》。1936年12月,故宫南京分院朝天宫保存库建成,所有南迁文物仍分5批由专车运抵南京保存。
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会战相继爆发,北平、上海沦陷,南京危如累卵。到南京不满一年的文物再次西迁。西迁路线水陆并进,分南、中、北三路,分别运至贵州安顺、四川重庆、陕西汉中,后又辗转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三地存放。
1937年8月14日,第一批(南路)80箱文物由“建国”轮从南京下关码头启运,沿长江到武汉后改用火车运到长沙,存于湖南大学图书馆。因日军空袭长沙,又经桂林转运贵州贵阳。1939年因贵阳频遭日军轰炸,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安顺华严洞,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安顺办事处,庄尚严任主任。1944年豫湘桂会战,桂林失守,危及贵州,这批文物又于当年12月迁至四川巴县飞仙岩。
第二批(中路)文物西迁时,日军已兵临南京。直接得到蒋介石批复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临危受命成为抢救文物负责人。1937年11月19日及12月3日,第二批西迁文物9,331箱分别由“江安”轮和“黄埔”轮从沿江运到宜昌,分批倒换小轮船,于1938年5月运到重庆。因重庆雾大雨多不利于文物保存且屡遭日军轰炸,又经宜宾于1939年9月运抵四川乐山安谷乡古佛寺和6座祠堂存放,同时成立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欧阳道达为主任。
第三批(北路)西迁文物,共7,287箱,装成三列火车,在日军总攻南京前两天,即1937年12月8日全部运出。在下关码头由火车轮渡运到浦口火车站,循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经郑州、西安,抵达宝鸡。不久潼关吃紧关中告急,又翻越秦岭,运往汉中。日军轰炸汉中后转移至成都。后又因成都多雨多雾,于1939年7月再向峨眉转移,在峨眉大佛寺和武庙存放,并成立故宫博物院峨眉办事处,那志良任主任。
在惨烈的战争中,百万国宝颠沛辗转于北平、河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河南、贵州、陕西、四川等11省市,历经千难万险但损失极少。南路文物刚离开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即被日军炸毁。中路文物从宜宾运往乐山,逆水行舟时纤绳突断,船只立刻倒行,若是冲入大河,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船突然横过来搁浅沙滩。北路更险,文物专列在郑州火车站停靠接驳时遭日军空袭,司机果断发车冲出火海;刚搬离汉中孔庙,孔庙又被日军炸弹夷为平地;经过绵阳,一辆车从便桥翻落,幸好该车所装都是不怕摔的文献。更幸运的是,翻车地距有水河道近丈,档案悉数安然。那志良等故宫人皆曰,这是“古物有灵”“国家福命”。
就在文物大迁徙途中,故宫挑选众多精品在国内外展览。1935年,故宫以735件存沪文物精品,前往英国伦敦参加“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这是故宫文物首次大规模出国展览,在西方引起轰动。出国前在上海预展,回国后在南京复展。另外,部分文物还在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国内贵阳、重庆、成都等地展出。

故宫文物大迁徙
精品运台 一宫两院
抗战胜利后,凝聚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之魂的国之瑰宝东归南京朝天宫。1946年1月至1947年3月,依巴县、峨眉、乐山的顺序,三处文物先后运到重庆集中,等待长江水涨,能行大船。1947年5月至12月,“即从巴峡穿巫峡”,绝大部分文物沿江运回南京。只有石鼓等笨重文物走陆路,动用10辆汽车,行至南昌时因道路损坏、桥梁失修,取道九江改走水路运输。
谁也没有料到,这些来不及喘息的文物注定要与故土分离。东归南京仅仅一年之后,它们又因国共内战再次踏上远行的旅程。
淮海战役爆发后,南京受解放军威胁,故宫博物院理事长翁文灏,常务理事杭立武、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鸿宝、李济、蒋复璁议决故宫文物精品运往台湾。1948年12月21日至1949年1月30日,2,972箱故宫文物分别由海军“中鼎”轮、“昆仑”舰,招商局“海沪”轮运台,占南迁文物的22%。中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外交部之文物、图书、条约档案同时装船迁运。
文物迁台押运者有庄尚严、刘奉璋、黄坚、申若侠、那志良、吴玉璋、梁廷炜、黄居祥、孙家畦、王程、吴凤培、张德恒等人。在北平,马衡几次接到行政院命令和杭立武催促,欲将故宫本院重要文物迁台,但马衡选择留下,再三推却,两人从此分道扬镳。
迁台文物从下关码头出发,不同的是,当年的目的地是西南大后方,这次是台湾基隆。留在南京的10,455箱故宫南迁文物,从1950年起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目前仍有2,221箱留存南京博物院。
因基隆多雨,故宫文物抵台后,又经汽车运至台中,存放在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糖厂的仓库中。1950年4月,全部迁台文物搬至台中雾峰北沟库房保存,1957年开放参观,1965年全部运往台北新建库房,并成立台北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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