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近期要求美國海軍未來航空母艦重新採用復古的蒸汽彈射系統，取代先進且有實績的電磁彈射系統。這件事情真正值得臺灣借鏡的不是究竟蒸汽彈射與電磁彈射孰優孰劣，而是一個更根本的國防治理問題：首長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以個人的判斷取代專業體系的技術決策？ 民主政治下，文人領導軍隊當然沒有疑問，國防部長當然具有政策決定權，但文人領軍不等於外行領導專業。國防部長決定的是國家要達成什麼戰略目的、願意投入多少資源，以及承擔何種風險。至於複雜武器系統應採用什麼技術，則必須建立在系統工程、可靠度、後勤、測試評估、產業能力及全壽期成本等專業技術之上。政治可以決定方向，但不能決定科學與技術，這正是川普強改航母所帶來的警訊。 首長真正危險的不是外行，而是不知道專業邊界 國防部長本來就不可能精通雷達、飛彈、人工智慧、電子戰、無人機、航太與系統工程。所以真正的問題是：「當首長不具備專業知識時，有沒有尊重專業制度和人才？」。 一個成熟的國防體系應該透過需求分析、技術成熟度評估、系統工程的整合與權衡、後勤工程的全壽期支援設計、原型測試及作戰測試評估等制度，降低科技研發與採購風險。部長真正應該問的是：「作戰需求是什麼？」、「為什麼需要這項技術？」、「國內技術成熟度到哪裡？」、「誰做過驗證？」、「失敗的風險？」，而不是用外行主觀判斷來要求整個國防科技體系背書，一旦順序顛倒便會形成最危險的「先畫靶再射箭」國防決策模式。 倉促抄襲美國DIU，最大的錯誤是忽略臺美產業條件天壤之別 美國可以推動Defense Innovation Unit（DIU）模式，有其成熟、龐大的科技產業作為後盾，如矽谷、航太產業、半導體、AI、軟體、衛星、新創資本、軍工企業與大學研究體系共同構成美國國防創新作戰系統的支持產業能力。因此，美國政府可以提出構想直接從成熟的民間科技市場中找產品，但是臺灣的產業特性是可以研發全系統，但並不具有同樣成熟的產業生態，而且還需要國外關鍵模組的支持。以無人系統為例：國內光電、感測、光通訊與抗干擾能力等關鍵技術仍需要長期培養，那麼政策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急著模仿美國快速採購，而是先建立自己的科技基礎，提升產業能量到系統層次。 沒有 Technology Base，哪來 Industrial Base？沒有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系統發展，哪來武器系統的產製？如果只是引進低階組裝或維修技術，最後所謂的國防自主，可能只剩下採購、組裝、代工與系統拼裝。這不是國防科技升級，而是把國防自主降到低階的組裝層次。 發展繫留式無人機應先釐清戰場，為什麼需要它？ 國防部公開資料已經明確表示，DIO規劃籌獲繫留型無人機，採小批量採購與測評驗證，再作為後續量產依據。問題因此不應停留在「能不能做出來」。真正應該問的是它在臺海未來戰場中，究竟解決什麼不可替代的作戰威脅？ 繫留式無人機並非一無是處。它在固定區域持續監視、通信中繼、基地防護及長時間滯空等任務上具有一定價值。但國防科技投資不能因為「做得出來」就等於「值得投入」。尤其面對高強度AI、電子戰、遠程精準火力、無人機蜂群與快速機動戰場，固定部署位置容易預測的系統，其生存性、機動性、抗干擾能力、部署時間與戰術價值都應先接受嚴格驗證。否則最危險的結果不是研發失敗，而是技術成功、產品成功，最後卻是作戰失敗。這才是國防科技政策最應避免的問題。 繫留式無人機不是不能用，而是用途非常有限。真正的問題，是國防部把一個適合固定區域持續監視的工具，當成臺海高強度作戰的國防創新重點，這是不是搞錯方向？國防科技最怕的不是做不出產品，而是成功做出一個戰場不需要的產品。因此，國防部該關注的不是繫留式無人機能不能國造，而是作戰需求是什麼？威脅環境是什麼？生存性要求是多少？為什麼是繫留式？而不是自由飛行ISR、光纖FPV、AI自主UAV或其他方案？當世界主要國家正積極投入AI自主、抗干擾資料鏈、雷射、光通訊、蜂群協同與多模通訊等前沿技術時，國防部不能為了證明新成立組織的價值急於產出武器系統，而將有限資源投入技術相對成熟容易達成、活動範圍受繫留纜線限制，又僅能在有限高度及範圍內活動，且存活性低的繫留式無人機。 台灣無人機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羅正方於25日接受《風傳媒》專訪。（資料照，劉偉宏攝） 比DIO更令人憂心的是「國防先進科技研究」制度被破壞 真正值得立法院監督的是國防先進科技研究制度本身。國防報告書強調要「持恆投入科技基礎與應用研究」，這才是正確方向。因為國防科研的目的不是明年立刻生產多少套裝備，而是探索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後解決戰場威脅的技術。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先進材料、電子戰、雷達、半導體、太空、定向能、無人自主系統，都不可能靠一年一案、立即量產的採購思維來建立。 因此，如果首長以政策意志直接介入科研方向，而專業局司又未能提出充分的專業建言，導致國防先進科技研究經費逐漸轉向短期即可產出、但未必屬於關鍵作戰需求的項目；或將原本不同領域、不同技術成熟度的研究計畫，大量整併為少數大型計畫，問題就不是計畫名稱怎麼改、計畫怎麼併而已，而是國防先進科技研究的目的已經從原來要做的是五年、十年後的科技扎根，變成短時間要做出看得到的產品，這已經不是先進科技研究，而是採購接近現貨的產品。不同領域的計畫硬綁成一個大計畫，主持人真的有能力統合這些不同專業嗎？最後做出來的是為了部長的要求而拼湊出來的結果？研究成果是否能形成長期技術扎根，並進一步轉化為實際應用？ 再者，從行政法與預算法角度來看，這不是單純的管理問題。行政機關當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裁量與預算執行彈性，但是裁量並非無限。如果立法院核定的是「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行政機關實際執行時卻將經費導向原型製造、裝備整合、小批量產製甚至準採購用途，就必須回答：「這還是不是原來經立法院授權的預算目的？」，因此，真正需要追問的並不是整併出來的大計畫好不好，而是行政機關是否藉由計畫整併，實質改變立法院原來同意的科研政策與預算用途？如果計畫整併已經科研政策與預算用途，那就不只是科技政策問題，而是涉及國會預算監督權與行政權的界線。 國防部不能從「科技前沿（Cutting-edge）」退回「代工製造」 經濟部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扶植產業、協助技術商品化與提升製造能力，而國防部真正的角色是從國家安全與未來戰爭出發，提出其他部會無法提出、一般市場也未必願意投資的前沿科技。經濟部可以問產業市場兩年後需要什麼；國防部則必須思考敵人十年後的威脅。如果國防科研以今年能不能做出產品、明年能不能採購、國內廠商能不能馬上生產作為最主要績效指標，那麼研究體系自然會選擇低風險、容易結案、容易展示的技術，最後產出的可能是一堆短期可以展示的產品，國防部卻從引領「科技前沿」退回產品「製造與系統組裝」，真正消失的反而是國家長期累積的科技能力。 沒有科技，哪來製造？ 筆者在107年推動國防先進科技制度，在親自編纂的《國防科技發展教則》中指出：國防自主最基本的因果關係是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關鍵技術扎根，從展示確認、工程發展走向武器系統開發，通過測試後量產部署，最後以後勤支援形成部隊持續戰力。如果一開始就要求研究單位提出可以量產的產品，那麼真正高風險、高價值、需要多年累積的研究短期不會立竿見影，如果主管局司沒有足夠的專業與勇氣說服部長，或明知方向有問題卻礙於權勢不敢提出建言，這些真正需要多年累積的研究，自然會被排除。 沒有基礎研究，不會突然出現高性能雷達；沒有半導體與射頻技術，不會突然出現AESA雷達；沒有導航、控制與演算法，不會突然出現自主無人機；沒有電子戰基礎研究與系統整合，也不會突然出現可靠的反無人機系統。因此，科技先行不是學術界的浪漫，而是國防工業最基本的因果關係，沒有科技，根本沒有後面的產品、製造與量產。 國防部內部的專業幕僚制度如今安在？ 為了國防科技的未來發展，專業官僚必須有道德勇氣向部長提出建言。筆者過去在軍備局處長任內，為推動國防先進科技研究制度，除了以專業分析向長官陳述利弊之外，甚至以掛冠求去表明專業立場與風骨。這段經驗使筆者深信：「專業官僚真正的價值，不只是在執行首長政策，更在於政策可能偏離專業時，敢不敢說真話，有沒有風骨？」。真正值得追究的是：「誰把專業制度變成執行首長意志的工具？」，如果國防科技政策長期由少數決策者主導，那就要問國防部的專業幕僚制度究竟哪兒去了？軍備、科研、建軍、作戰、後勤、測評等專業體系設計的目的，本來就是在決策之前提供專業判斷。當政策方向可能違反科技發展規律時，行政官僚不能只是負責執行。忠誠不是服從個人，而是忠於國家、法律與職務。如果專業幕僚明知政策存在重大技術風險，卻因為政治壓力而不敢提出專業意見，最終形成的便不再是文人領軍，而是陷部長於「外行領導內行」，造成專業機制的失靈。 幸好國會預算監督仍然存在 國防預算不是行政機關自己的，國防科研經費更不是任何部會可以自由重新配置的政策資源。立法院資料可以確認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計畫有預算凍結並要求國防部提出報告。這正凸顯預算凍結制度在此類重大政策變更上的意義。凍結預算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要求行政部門回答為什麼要改變？誰提出？經過哪些專業審查？原有制度出了什麼問題？整併後如何避免排擠基礎扎根研究？如何證明整併後的計畫能建立國防科技能力？這些問題沒有回答清楚以前，國會以預算權要求行政部門說明，正是民主國家權力制衡的正常機制。 川普改的是航母；而臺灣不能改掉國防科技的未來 川普可以命令美國海軍改變航空母艦的技術選擇。但是美國即使做出錯誤決策，背後仍有全球最龐大的國防科研、軍工企業、大學、國家實驗室與科技產業支撐。臺灣沒有這麼大的犯錯空間，因此，對臺灣而言，比做錯一項武器更危險的，是破壞產生下一代武器的科研制度。一艘航母改錯了，付出的可能是數十億美元；一個國家的國防科研制度如果被改錯，失去的卻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的科技人才、知識累積與國防自主能力。 國防部長當然有權改革。但改革之前至少應回答：「我們究竟是在改革一個落後的制度，還是在拆掉一個自己還沒有真正理解的制度？」。國防科技最怕的不是沒有錢，而是有錢、有權、有政策口號，卻不尊重科技發展的的制度與人才。部長外行並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外行卻不會用專業人才，也不知道自己的專業邊界；更可怕的是專業官僚因權力與壓力，沒有提出專業建言的道德勇氣與風骨，最後選擇集體沉默，造成國防先進科技制度被破壞，國防部從引領「科技前沿」退回到「採購和組裝」，真正消失的是國家長期累積的科技研發與國防自主的能力。 ＊作者為備役少將、國防科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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