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估一個文明的好壞，很難有定論，但使人民陷入貧窮的政治體制肯定是壞的。十八世紀後期所謂「康乾盛世」結束，中國失敗的種種病徵早就出現，尤其是貧窮化。而造成人民貧窮化的原因，正是這波全球化。 這波資本主義體系所使用的貨幣是白銀。銀在中國的使用雖然早於十六世紀，但銅錢一直是標準貨幣。中國古代王權壟斷銅礦、鑄造銅錢，並掌握了交換體系中的價值決定權。但從漢代以來，中國就缺銅錢，出現所謂「錢荒」。銅錢不足嚴重影響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但中國朝廷卻不願意放棄銅本位政策，雖然其實也曾發行、使用紙鈔。十六世紀白銀成為法定貨幣，一時之間解決了古代以來的貨幣短缺問題。這也是中國在十六至十八世紀商品、市場經濟空前繁榮的制度性原因。 所以在此時，中國是這波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獲益者，造就了十六世紀至康乾時代的盛世。自十一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經歷了又一波大開發，成為當時全球產業最發達的地區，堪稱世界貿易的中心。歐洲商人帶著白銀來中國購買茶、絲織品與瓷器等貨物。當時人甚至說中國是白銀的終點站。有學者估算，當時中國的 GDP 占全球的三分之一。 十六世紀以後，兩類人控制了中國，也就是士紳與幫派。這兩類人都掌控了白銀，也掌握了中國的利權。中國國家機器沒有積極回應這波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未針對這波全球化所帶來的商品經濟做出規劃與管制，特別是在白銀作為法定貨幣的金融制度上。關於一些史實的考證及其原委仍可爭論，這部分要由明清史專家去解決。但歷史的梗概已很清楚，十六世紀以後，白銀是法定貨幣，也是重要商品的結算貨幣。然而中國國家雖以銀為法定貨幣，卻不鑄造銀幣。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國家不做金融管理，放任那些擁有白銀的人，如士紳與幫派去掌握經濟。清代出現了大量金融行業，尤其像當鋪這一類。這些當鋪是商人掌握了白銀，以及人民被捲入貨幣經濟而導致貧窮化的產物，堪稱國恥。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兩個世界，富庶的市鎮與貧窮的農村。 國家的政治失能、帝國主義入侵與人民的貧窮化 歷史也告訴我們，在這波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體系形成後，能夠完成政治整合與國家建構的國家將會勝出，像是英國。十八世紀以後，英國的國家擁有強大的公權力，不僅可以管理金融業、市場與企業，還能針對經濟部門的活動制定法律。 為了因應這波全球化，英國提出了「國富」學說。十八世紀以後，西方國家開始追求「國富」。所謂國富，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一書中所說，國家作為一個經濟體的管理機構，負責安排國內的生產、勞動與交換等各類經濟活動，並以增加國家整體的財富為目的。國家透過它所創立的金融機構，特別是國家銀行，並配合法律體系，掌控了這些貨幣。 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用語中有一句「打倒土豪劣紳」。革命方法的對錯是非，不是我要討論的重點，但所謂土豪劣紳壟斷金融進而控制經濟，的確是中國失敗的主因。解決中國失敗的方法，就是國家必須從士紳階級與幫派手裡，將金融的操控權收回。換言之，就是要進行一場徹底的國家建構。歷史的殘酷與無奈在於，戰爭與動亂往往不可避免。中國史學者也勢必得對這場歷史變局做出省思，並進行更多的探討。而焦點將會落在歷史上的經濟制度，畢竟經濟部門從來不是獨立的，它是政治制度的一部分。 過去我們常將中西方的歷史想像為專制相對民主，並將中國的失敗歸因於明清的專制政體。過去在專制論的引導下，學者也想像中國朝廷可以輕鬆管理基層社會。但明清的情況恰好相反，士紳控制了省級與縣級政府，鄉村則是自治的。中國的失敗，正是因為它無法透過政治力整合社會，因此無法改造這個國家。 其實發展出民主政體的英國，其國家權力反而是很大的，屬於高度中央集權。而且民族國家運動將人民改造為國民，使其成為國家一體化下的成員。過去學者嘲笑傳統中國是 rule by law（依法治理），而先進的西方是 rule of law（法治）。但中國基層人民可以是天高皇帝遠，是「依法治理」所鞭長莫及的。反觀近代西方的法治，卻可以透過一套政治制度而確實管理每個人。「法治」的動力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於是每個國民都必須遵守國家所制定的經濟規範，並美其名為守法。而人民之所以願意守法，又不只是因為政治的強制力，更是因為在那個時代的國民也可以享受到資本主義帶來的國家經濟發展成果。結果就是，十八世紀英國的農家愈來愈有錢，而中國的農家卻愈來愈窮。 十八世紀以後，局勢改變。中國官方沒有有效的金融政策是原因之一，另一原因就是中國在產業競爭中輸了。茶與絲織品過去是中國出口的大宗，為中國帶入了大量金銀。但十八世紀後期以後，歐洲商人轉向印度購茶，也購買棉布。日本也致力發展本國的絲織品工業，不再仰賴向中國購買，而且日本自己也產銀。 《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書封 ＊作者甘懷真，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中國，在世界中形成：古代篇》（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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