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只負責把人送進大學，更要負責讓畢業生有能力走向世界。固打制可以提供一扇門，但真正決定一個人能走多遠的，永遠是自己的能力。國家的明天，不在於有多少人跨過大學門檻，而在於這些人明天能不能站在世界的競爭舞台上。這才是大馬教育改革最不能逃避的一課。
高等教育部长赞比里日前谈到马来人及土著教育时，提出了一个已经讨论了几十年，值得国人思考的问题。马来社会及土著教育的发展，不能永远依靠固打制，而应该提升自身能力，靠实力立足。
部长的话掷地有声，因为国家教育政策需要检讨的，应该不是每年有多少土著进入大学，而是这些毕业生掌握的能力，能否对国家做出贡献，同时养活自己？
如果一个学生靠固打制进入大学，最后也拿到学位，但一纸文凭不代表专业素养，不代表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无法掌握时下科技、工程及人工智能时代所需的技能，那么大学究竟是在培养人才，抑或只是发文凭交差？大马教育制度真的面对许多问题。
教育的成功，不是多少人进入大学
固打制度的初衷，可以理解。早年，由于各项条件不平等，政府透过政策给予弱势群体更多教育机会，具有社会矫正的意义。问题是，一项政策执行了数十年，几乎不讨论是否适度调整或存废，我们的大学教育奢谈成功。
真正有效的扶助，应该只需要把一个人“扶起来”，而不是给根拐杖永远牵着走。
如果一名学生因为家境贫困、地处偏乡或教育资源不足，政府当然应该提供更多资源，但是，扶助应该是扶持弱势，而非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最后形成“能力没有提升，但名额一直保留”的现象，政策从扶助变成保障名额。
固打制不是不能存在，但不能成为永久性的依赖。入学的起点可以扶助，但不能过当，因为学习的终点会回到工作职场上竞争；如果缺乏竞争力，大不了进入公务员体系，形成政府“养一辈子”的死循环。
教育的改革，应该将资源放在“育人”的层次。如果政府真的希望马来人及土著的大学教育成功，改革就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不能只把学生往大学里硬塞。
所以，建议赞比里勇敢的把大学资源由“保障名额”转向“保障能力”，对基础薄弱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就提供支援，而不是等到大学入学时才补救。
再来就是提升英文、数学与科学教育的水平，这些都是当今就业市场上重要工具，也是国内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与此同时要重新评估教师素质与培训，再好的课程，如果没有好的老师，一切只是白忙。首相安华两年前不是提出新加坡支援师资，结果呢？没有任何下文。
最后，我们不能把技职教育（TVET）当成考不上大学的人才去的地方。德国、新加坡及许多先进经济体早已证明，技术人才不是二等人才。今天一个熟悉自动化、机器人、半导体设备或人工智能系统的专才，其价值高于只会考试的大学生。
PISA成绩，是不能逃避的镜子
我们不妨看看刚刚公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 2025）。PISA是测试15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及科学能力，是观察一个国家基础教育成效的重要国际指标。
大马2025年的数学平均分只有397分，阅读393分，科学419分，全部低于OECD平均水平。数学更由2022年的408分下降至397分，三年跌了11分。
大马学生只有35%达到数学Level 2或以上，意味着约三分之二学生没有达到PISA所定义的基本数学能力；科学达到基本水平的约54%，阅读则约44%。难堪的数据应该有人负责。
今天的15岁学生，就是明天的大学生、工程师、技术人员、教师、公务员和管理者。如果没有把基础教育能力打好，到了大学就别希望突然变成STEM人才。
就PISA，我们不妨与邻国比较。大马科学419分，低于新加坡、越南、汶莱及泰国；数学397分，同样落后上述四国；阅读393分，也落后这四个国家。
换句话说，大马在三项能力指标上，都排在东南亚参与国的第5位，只领先印尼、柬埔寨、寮国、缅甸。当然我们不能用PISA一份考试判断整个教育制度。可是，如果学生多年来在数学、科学及阅读能力上都处于中下游，那么请回答：我们的教育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公立大学毕业生的水平？
每年靠固打制入学的学生很多，所以大马不缺大学毕业生。我们缺少的是能够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人。
国家的未来，不是由大学毕业证书数量决定，而是由人才的能力决定。我们可以有很多大学，可以有很多学位，可是，企业找得到足够的工程师、程式设计师、技术员、高阶人才？我们必须问：大马到底是在培养人才，还是在生产文凭？
人才培养是需要长期耕耘的路，小学是地基，中学是结构，大学是提升，职场才是最终验收。如果地基不稳，楼盖得再高，也经不起风吹雨打。
是时候检讨今天的教育政策何时“毕业”？我们认为赞比里这次谈“从固打走向能力”，最值得讨论的，不是政治立场，而是政策哲学。
已经实施多年的扶助政策应该有退场机制。如果一项教育政策的目的，是让弱势群体有一天能够与其他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那么最成功的政策，不是让受惠者永远需要它，而是有一天可以不再需要它，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今天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场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竞赛。真正的竞争，是大马与新加坡、越南、泰国，以及全世界人才的竞争。
所以，衡量教育政策是否成功，不应该只是看多少马来人进入大学、多少土著拿到学位，而应该问有多少人毕业后，能够创造新的科技、新的企业和新的工作？这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追问的“教育成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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