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了群众 锻炼了敌人

“八九民运”是中国历史文化特产中的“群众运动”。这种宣泄情绪的方式，被毛泽东说成“天然合理”。毛说得轻巧，其实是“逼上梁山”。毛泽东那个话说的是“文革”内乱，他说 “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实际上是“乱了群众，锻炼了敌人”。“八九民运”也是一样。

翻翻历史，群众运动代不绝书。古代无数的农民起义，近代太平天国、义和团、公车上书、一二•九、三一八等等都是。哪一次给人民群众带来过好处？倒是那些事件里面，群众自发的成份比较高。中共执政之后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文革等，也被中共说成是群众运动。其实，都不是“自下而上、自发地”搞起来的，而是假群众之名的授意之作，只能称做“有群众参加的运动”，或如人们戏言的“运动群众”。后来的“四五运动”、“八九民运”，虽是民间原创，也被上层利用，成了争夺权力的工具。

我们看到的是，无论是“群众运动”、还是“有群众参加的运动”，都有“混乱”的特点。中国，人多的放屁添风、挥涕增河。运动来了，谁都可以趁乱一展身手。群众运动具有“天然”属性：组织不良，鱼龙混杂；缺口甚多，易于渗透；目的性差，容易误导；人员太多、无法协调“先天不足”，一再成为民族的灾难。“八九民运”，也因无法控制，才变成一些人浑水摸鱼的机会，给当局提供了暴力镇压的口实。党内保守派还趁机想把历史的车轮推向后转。这些都非群众运动的初衷，却又都是其“合理”的弊病。

但是，无论“群众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多么糟糕，责任都不在人民大众，全都应当记在中共当局的账上，这是专政制度病。只因生活艰难、政治专横，民声民怨无人听取、无从发泄，只能积攒著等待能够说话和行动的机会。时机一来，怎能不八仙过海似地无所不用其极呢，所以是“逼上梁山”。

如此说来，群众运动不甚可取，舍此又没有畅快表达意愿的途径，那又如何是好呢？也许，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非理性、跌跌撞撞、不尽人意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六四”以后，民运所反的贪腐更加严重，改革开放也更加深入、社会更加繁荣了，说明中共部分地接受了“八九民运”表达的心愿，并且学会“安全地”为特权阶层牟利，相当于“乱了群众，锻炼了敌人”。

自从邓小平的死讯传来，人们就盼著当局为“八九民运”翻案，前车之鉴是毛死不久“四五运动”就平反了。可惜，时移势异，“八九”与“四五”似乎不能等而论之。

重新评价以往的政治事件，为的是收拾人心、为下一个政治行动扫除障碍。给“四五”平反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系列行动中的一项，准备改革开放。镇压的政治责任有牢里的“四人帮”背负；“四五英雄”人数不多，能量不大，开几个报告会也就打发了。

更加重要的是，“四五运动”至多引伸至反对“文革”，而平反“四五”时，“文革”已经结束。“八九民运”可就不一样了，它对中共的揭露、所提的要求，比“四五”广泛、深刻、现实得多，比如开放党禁、报禁，要民主、要自由、军队国家化、在制度上杜绝贪腐等等。与党内哪一派的利益都有冲突，在高层得不到响应。因为，虽然党内有派，同是共产党则一；有分歧却殊途同归，没有人要放弃一党专制和特权带来的利益。赵紫阳若不是恰逢要被邓摈弃，只能打民意牌负隅顽抗，恐怕连“同情学生”的姿态也做不出来呢。

若为“八九民运”平反，势必要回答和解决它对中国政治制度提出的质疑。对中共而言，那些痛点是不能触动的，几十年的老账清算起来，共产党只有引咎下台之一途。这个风险谁也冒不起。目前国内局势运行尚好，又不想推动什么政治举措需要延揽民心。现任领导人都不是“六四事件”直接关系人，不平反也兜得转。再者说，给“八九民运”平反，那些颇有参政热忱的“知识分子精英”、“天安门孩子”怎么办，请他们回来共享权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