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每次回顾历史都有一种时代的落差感，也许现在的我们是无法切身体会到当年长者们的心态，不过，就现下的社会生活而言，腐败、物价等昨日的社会问题今日依然存在。这也显得继承不仅仅局限于是精神，若单从这点出发“六四”重演的可能概率还是很高的。这样一来希望中共能尽早地考虑“平反”一事。
方老逝世惹起海外中文论坛一片涟漪，因笔者出生的时间较晚，接触的也都是已“净化过”的信息，所以对方老的事情了解甚少。前几日请教了几位老先生后，才大致明白一些来龙去脉，略有些感想。本人尝试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来思考此事，言语上有什么不妥之处，还请诸位包涵。
“六四”：天安门的力量
89年，在人们心中一直为开明改革代表的胡耀邦去世后，民众就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他。当时物价又涨，腐败又多，所以人们悼念时还要求继续改革。悼念的人就在天安门待着不走了，很多学生组织参加，人越来越多后来形成了所谓的“学潮”。这件事的转折是中央把学潮定性为打砸抢、骚乱。
这一下性质就变了，如此定性之后定罪是必然的。加之对立的另一方又刚巧是一群“恰同学少年”易冲动的学生，在面对中央“蛮横”的回应时自然不会买账并坚持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要求。矛盾激化，事情闹得更凶了，学生开始绝食。最后保守派说服邓，中央决定开枪，6月3号晚开始清场。
从矛盾被激化的点来看，体现了当时中共政治管控策略的“愚昧”，某种程度上可“媲美”封建帝制的镇压手段。所以回顾整个事件的全貌，此事可终结为因公民不服权威而催生出来的“天安门的力量”。这个力量被同时承载在公民的行为和当局者安全与恐惧的本能里。可是用火炮直到对方屈服于有火炮的敌人，这种方式对胜利者是一种永远的风险。
权利与权威的双向博弈
笔者认为，缺乏法治正义的决断是导致六四悲剧的一个原因。这后面的深层次的关系就是权利与权威的双向博弈，就是在一个体制里拥有权利的人不一定是拥有权威的人。这在中国政治里是个常态，所以两者的博弈也是在所难免，这就是大部分人口中的“阴谋、弄权”。再加上五千年文化下的中庸性审慎，即造成了握权者决断的最大弊端。六四对学生“开枪”的决定就是这种意识形态下的结果。
其实多数暴政的另一层预止之道是共同信仰引领公共操练，但是握权者却很少愿意进行这种尝试。很多人着眼于“稳定”高于一切，却看不到历史的进程是不会终结的。当权利和权威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时，正义的历史性、层次性与小共同体的经验是不可能得到理性的过滤的，公共取向就变成了双向博弈的棋子。
而这个棋子除了本身的悲剧外，还有一层绝妙的讽刺，那就是应该大唱《国际歌》时，却哼的是《东方红》。当时那些忍饥挨饿学生的“改革要求”源头大致在“腐败”上，胡耀邦是改革的代表，而跟他们谈判的人（李鹏）却是保守派的代表，刚开始这个要求就已经成了空头支票了，现状的在场性永远落后于要求的超越性，无功是必然的。
最少的生活：秩序非牺牲自由？
前几日一位朋友回忆说，前年的6月4号，他去天安门广场默哀却被一位警察拦截盘问。看来“六四”对中共沉淀下来的是天安门的秩序，那么秩序非牺牲自由吗？有些人因为“六四”长年流亡海外，致死也无法方休；有些人因为“六四”失去了平等的社会晋升权利，在有限的权利里过着最少的生活。
其实每次回顾历史都有一种时代的落差感，也许现在的我们是无法切身体会到当年长者们的心态，不过，就现下的社会生活而言，腐败、物价等昨日的社会问题今日依然存在。这也显得继承不仅仅局限于是精神，若单从这点出发“六四”重演的可能概率还是很高的。这样一来希望中共能尽早地考虑“平反”一事。
不管如何，笔者相信历史的进程是不会终结的，因为大家一直在努力开启正义的建构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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