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层换届的十八大临近，该党历史上的第十一位总书记胡锦涛即将卸任，于是又到了为前任领导者品而第之的时刻。在中国大陆，官媒已开动宣传机器，按部就班开始了这一运作。《人民日报》率先对胡锦涛治国定下“黄金十年”的基调，于是乎“光荣绽放的十年”、“多难兴邦的十年”、“人字大写的十年”的文章纷纷跟随。官方的评价主要循规蹈矩于以往思路，只谈功不论过，给予被评价者的尊重、礼遇多于检验、查收。但这种歌功颂德，自我陶醉式的文章在民众心里能留下多少痕迹，对现实和未来又有多少借鉴？政治写手们或许并不需扪心自问！事实上，立碑式的评价，却给民间留下聒噪批判的大量空间，导致官方与民间舆论场形成迥异的观点，两者的认知愈加疏远。
品评一位国家领导者功过，重点是看他在时代的变迁中体现出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还是向下沉沦。衡量功过的标准在于其对历史发展、时代变迁的作用，就譬如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并非完人，都曾犯下过严重的错误，但毛邓对中国历史和时代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与民族解放振兴已成为普遍共识。而此前的中国领导者蒋介石，虽然在统治国家中也曾颇有功绩，但带给国家整体命运的沉沦也是他败走台湾的重要因素。
同时，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轨迹中也会呈现阶段性，它的领导者在不同的阶段需要相应的作为，有时可能是破釜沉舟的变革，有时是“萧规曹随”的守成。无论革命亦或静守，都应该是“功在国家，利在千秋”。我们不能陷入只有带来激荡人心“革命”的领导人才是值得历史大书特书的荒谬逻辑中，一定要清楚人们最需要的是在安居乐业、和谐稳定中谋求发展，不是动辄就要“革命”的豪情壮志。客观评价国家领导人更应以此为准则，审视他是否为和平与发展添砖加瓦，是否为人民的福祉鞠躬尽瘁……无私奉国、淡薄名利、求真务实等准则应成为评论历史人物的核心标尺。
姑且不论官方对胡锦涛执政所提这“黄金十年”成色如何，这延伸出如何从历史的维度、时代的变迁，以及当前的客观现实等去更加清晰的“品评”每一代领导人。这个品评既不能像中共官媒这般一味阿谀奉承，粉饰太平；又不能从另一个极端刻意去抹黑，貌似客观的大谈问题与弊政。对历史人物的评述，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永无止尽的课题，因为每一时代，总需按该时代的价值尺度来理解评述历史人物，不管如何重评重议，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真相总是基本的原则。当今时代的变迁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短短十年虽是历史瞬间，但承载了比以往都要多的沉淀。因此，评述当今领导人的是非功过，绝不能沿用旧有的尺度与模式，要结合历史的现状、社会形态等的发展。因此，我们不能拿毛邓时代的思维与词汇照搬到对胡锦涛的评价；更不能去反问毛泽东为何没有实施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为何不能从根源上清除腐败。但遗憾的是，由于中共体系内“党八股”的客观存在，陈腐守旧的宣传策略仍旧在今天的中国大行其道，对领导的人的评价也显的过于急躁，更多是沉浸在孤芳自赏的政治语境中，根本不去用历史唯物主义去科学总结。
那么，怎么看待胡锦涛的十年执政？不妨用现代视角去审视历史，再借用历史的轨迹去辩证思维，所谓“历史为鉴，鉴往知来”。如果从此处入手，可以发现胡锦涛其实是华夏历史中那些出仕入朝的“士大夫”中最为杰出的一员。
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基本上就是传统的豪门贵族集团和士大夫精英阶层处于权力的顶层，他们之间相互制衡，又互为补充利用。虽然胡锦涛作为士大夫中的翘楚，依旧不能摆脱从政的诸多矛盾性，如政治抱负方面的“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处理政治关系方面的“道高于势”与“曲学阿世”等，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是受制于政治的天然根基，以及政治的现实、制度等方面的缘由。
正是在这种背景与身份下，胡锦涛只能选择“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况下度过十年“储君”生涯，又在“忍、默、平、直”的低调中执政十年。如果说看到毛，人们想到的是“建立新中国”、清廉等；看到邓，则想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带来巨额财富等。胡锦涛虽然不能与之媲美，但他也在悄无声息中展开了一场场针对底层工农的“平民革命”。他任内伊始，中国工农代表的平民阶层生活水平因应经济总体发展虽然也有些许改善，但贫富差距的凸显，新的阶级矛盾随之产生，其中工农已经沦为中国社会底层，党群关系从“鱼水”几乎推向“水火”。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奠定了整个社会民众生活的物质基调，因此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在中国没有发芽生根的土壤。胡锦涛执政期间，更借用科学发展对改革开放前20多年的诸多大政方略与产生的糟粕进行了力所能及的“修正”。“三农”成为他十年最为着力解决的问题，同时他主导的更具时代特色的公平、公正的新型“左向政策”，不断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铺开了一张张改革的大网。胡锦涛“雨点大，雷声小”的执政色彩的确给中国不计成本只谋经济高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国策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缓冲。
不能否认，在胡锦涛时期，中国社会和中共自身积累的不少实质性问题大都没有缓解，尤其在权力制衡上难有突破，贫富差距难以遏制，言论管控中不能收放自如、群体性事件中鲜有作为……甚至有观点认为因为中国缺乏政治改革，这十年制造的问题比成绩还多；也有不少华裔与大陆的知识分子醉心于西方政治体制，但西方民主制度从根本上，适用于蓝色的、海洋型的商业文明，而不适用于土黄色的、定居型的华夏文明，更何况政治体制和文化息息相关。而另一方面，西方的政治体制今天也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当然，必须承认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缺乏足够的魄力，造成体系内存在太多老旧落伍的工作方式，已影响到这个全球最大执政党的声誉和政治地位。
可回头从历史的角度看，胡锦涛的确延续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开始着力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无疑进一步笃定了中共执政的上层基础；从执政伊始，胡锦涛就开始强调执政党的风险意识，并逐年提高这个忧患声音，到中共建党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更是强调要“常怀忧党之心,恪守兴党之责”；胡也看到了走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不能再猛打猛冲，他明确指出“很多弊端跟改革开放中一些做法的不规范、不科学有着直接关联。”强调要把改革开放继续深化，尤其要“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中”，这实际上是胡锦涛在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层面大改革进行必要的铺垫。可见，胡锦涛对中国和共产党当下的问题是非常清醒的。
但胡锦涛所处的这个时代，受制于政治环境和自身士大夫政治角色，使之不具备有坚强的脊梁，缺乏政治的主心骨，在政治改革等方面他只能扮演历史的引导者，而胡锦涛确实也在这么做。
十八大临近，例行的官媒评价在不断营造高潮的同时，民间舆论场势必激起更多涟漪，在中国今天大辩论的氛围中必将引发了诸多非议，这其实是好事。因为国家领导者首先属于人民，代表人民执政，对他的评价不应该没有人民的声音。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干的。对胡锦涛十年执政的评论，不能陷入现实和期望的论辩中不能自拔；也不必要一相情愿的过于美化其功绩，奢求领导人不犯任何错误是不现实的。胡锦涛虽然没有开启一个时代，但正如基辛格所言，“胡锦涛的领导特质为不说没必要的空话。总维持一贯慎思与谦和有礼的作风，且凡事做好万全准备”。他或许为开启一个新时代做了力所能及的基石，而即将接掌中共权柄的习近平需要继续以历史发展的积极态度去迎合甚至引领历史潮流，他的使命是首先延续中国既有的成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更为重要的是，习近平要切肤之痛的进一步了解自己的国家和党派，彻底改革共产党以往的“经营方式”，抹掉神秘、独裁等的标签。
从某种程度上讲，胡锦涛为中国积累了更多的量变，为中国新时代的到来埋下了伏笔。习近平需要扮演好催化剂的角色，为新时代的到来去打开一扇门。果真如此，胡锦涛这十年就是站在历史的坐标上为中国“黄金时期”的到来切割出了黄金分割点。
不论中共体质内外对胡锦涛的十年如何评价，如今只能称得上是官方的政治总结，民间舆论场的随性评说，并不能代表历史相对的客观性。同样，在今天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赞誉或批判更不能超越其历史发展阶段，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历史正在发生，站在现在点上看不清的时候，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或许再过10年、20年，结合那时候的中国，再回头看今天的执政者，才能发现很多事情的历史必然性，在整个民族和国家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那时再去历史性的评价胡锦涛的十年，才更符合历史的客观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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