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金正恩的一条建议是：如《道德经》所言，自由社会是“无为而治”。也正如克劳德所说“自由社会像花朵一样”，没有自我设定的合理计划，然而结果要比所罗门更娇艳富丽。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哲学家丹尼尔.克劳德（Daniel Cloud）声称他的新作是给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的。据平壤非官方新闻发言人金明哲的说法，朝鲜希望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和政治自由高调加入“繁荣国家精英俱乐部”。因为朝鲜希望于今年尽早加入这个俱乐部，所以克劳德对这位年轻领导人的礼物是恰到好处。
读者诸君可能认为，专制政权较自由社会的优越性在于，专制能够强迫人们遵守合理的计划。自由看上去不是免费的午餐----要以非理性为代价。自由企业导致希法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anarchic production），而民主在马克思那里被称为"议会痴呆症（parliamentary cretinism）"。既然如此，朝鲜模式是不是更胜一筹呢？
实际上，自由社会不合理的表象，正是它的力量源泉。计划体制的问题在于，（计划）要受到决策制认知能力的限制。相反，自由社会善用演化力量的优势，这种力量通过试错最终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克劳德的观点根植于陈述性知识（declarative knowledge）和表现知识（performative knowledge）之间截然不用的差异。前者能够转化为以书面形式传播给大众的事实知识，比如X吨铁矿石和Y吨焦煤可以生产Z吨钢材。后者是关于如何做某事的知识，比如机械师凭直觉知道如何修理一台坏掉的机器，但他很难将这一知识诉诸表达。
不论是自封的“哲学王”，还是朝鲜"神授太阳般的"统治者，一旦在解决现实问题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社会上跟经济有关的信息，均由哈耶克所谓的“特定时间和地点”的事实所构成，甚至对运用这些事实的技术手段都不需要给出精准和演进的解释。即使"当下的人"（man on the spot）能够随意地将所有的陈述性知识传达给一个集中决策权威，但“当下的人”可能仍无法对需要完成之事给出满意的说明。
正如1945年哈耶克在他奠基性的文章《知识在社会中的应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中写的，自由社会的经济优势不光是通过价格体系有效地利用所有面向公众的陈述性知识，更重要的是自由使新的表现知识通过自然选择涌现出来。
因此，自由社会取得的经济成效并不是个体决策者能够预料到的（无论是君权神授的统治者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
克劳德认为由于不同个体对"业已运作的制度进行渐进的、权衡性的、琐屑细微的反复摸索"，进化的"野性力量"会毫无限制地开发出某种模式（以及由它直接演变出的那些模式）的各种功能，……所以，任何巨细靡遗的集中计划都只是以人类个体的狭隘判断来取代自然选择的可靠神谕，从而只会成为发展的绊脚石。"
在生物学中，有机体显然是依照自然选择来活动的。在社会中，对有意义的社会演化理论，有必要确定类似的选择单位。
社会要像生物界那样演化，必须满足三个标准。
其一，各个选择个体必须是密不可分，拥有"共享的选择命运"。请注意，这项规则排除了可能从中脱离出去的个体，例如日耳曼人或无产阶级。克劳德的故事虽然与达尔文息息相关，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几无关联。
其二，新个体的生成过程必须是"公平"的，每个个体的利益都得以充分考虑。这使各式各样的形态以"公平"的形式浮现出来，这种"公平"类似于有性繁殖过程中的"公平"：父母双方的基因平等地表现在后代身上。第三，这一过程必须是重复博弈，如此才有充足的机会来尝试各种可能性。
民主政府和资本主义企业都满足以上三项标准。它们的内部个体通常都是不可分割的。两者都立足于考虑每一个个体的利益的过程，如谈判和投票。最后，这一过程也是经常反复的。
相比之下，一党制政权和国有企业劣势明显。虽然它们符合不可分割的标准，但却无法达到"公平"和"重复博弈"。结果，社会发展就可能被窒息了。仅仅可能的是，有限的变数和缓慢的创新，甚至毫无进步可言。
在自由社会，资本与基因组相似，促进了自然选择。公司的形成类似于有性繁殖，就像父本和母本的基因结合形成新个体一样，公司所有者的钱和技能结合形成了新的社会组织。
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是创造了更多的资本，导致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更健康"的资本比"不太健康的资本"更顺利地创造出更多的"健康"资本。因此，企业的数量随着时间发展而增加。真正的危机是对经济的计划，因为国家干预阻挠了社会发展，使发展偏离了经济运行的轨道。
如果没有技术革新，恐怕上述问题都无关紧要。"如果我们的科学技术一直保持在1911年的水平，一千年不变，我们最终能够实现集中计划经济，而且不会有任何效率损失"，克劳德认为。但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新技术的发明，以及技术创新在实践性中的发展应用。这需要发明家和企业家的实践性知识，而非计划者的陈述性知识。因而，只有"选择的神谕"才能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天才。
自由社会需以协商谈判而非强制为基础。这意味着，自由社会的智力活动反射着社会发展过程，而发展过程决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正如这些制度不是既定计划的产物，因而也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对个人信仰构成限制。常识由经过讨论的共识组成，而非一个教条的主体。信念的荒谬与否，不依赖于严格的审查制度，而要求教于批判嘲弄。
因此，自由社会是一个有趣的社会，持续的创新、不断涌现新观点和不断尝试新事物。它不盲从确定性，讽刺和幽默在这里兴旺发达。它甚至无法解释自己成功的原因，只接受任何奏效的事物。
给金正恩的一条建议是：如《道德经》所言，自由社会是“无为而治”。也正如克劳德所说，“自由社会像花朵一样”，没有自我设定的合理计划，然而结果要比所罗门更娇艳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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