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以来，大饥荒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而非单纯的历史学术问题；它不时激起激烈辩论，折射出不同群体对现实的不同态度。近日，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孙经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称，“3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出现的是‘营养性死亡’现象，‘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这包括营养性疾病（浮肿等）死亡、合并其他疾病死亡，如‘完全性饥饿死亡’（饿死），但饿死的只是一小部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492期发表孙经先的文章称，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困难时期死亡数据遭各方质疑
孙经先的文章遭到众多大陆网友的质疑。OMG-It-Is-Gaffer说：“这报告的作者引用的原始数据的来源究竟是否具有真实可靠性都值得怀疑 当年连亲戚来访都要登记出门没有介绍信寸步难行的严谨户籍管理会有那么大面积的错漏和重复？官方的数据里面有没有当年地方政府为隐瞒真实死亡情况的瞒报水分？”。光头的阿加西表示，“那也不能说明是饿死了1000万吧。去查查现在每年的人口死亡人数看看？你不能说都是饿死吧。出生人数比死亡多，这个也是事实吧。”吴革律师呼吁官方公布数字：“3600万人，如果官方说是谣言，请公布具体数字以澄清民众疑惑！”
“营养性死亡”成网络新名词
对于文章中提到的新名词“营养性死亡”。网友“每天都是夏日”表示：脑残的人才去区分“饿死”和“营养性死亡”的区别；“灵敏7001”说：饿死就饿死，不要搞文字游戏，要彻底否定大跃进，我们才能真正反思，不再做愚蠢事情；“卡廷森林_jt7”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彻底完蛋了！论证“营养性死亡”不同于“饿死”！好个“科学”理论呀！比戈贝尔更胜一筹啦；“abejero”说：饿死可以美化成为"营养性死亡"，什么时候中文演化成为了谎言的。钱泉网李树锋则表示：现在新名词层出不穷，从“休假式治疗”到“轮流发生性关系”，再到“营养性死亡”。杨继绳驳大饥荒“谣言”说
其实早在一年多前，孙经先就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马列所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上发表文章《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得出结论称，“那种认为我国1958年-1961年期间出现了全国规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所谓“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谣言”。
这篇长14页的论文通过引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作者的数学演算，指出，造成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出现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并非如“一些人”认为的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间，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漏报了户籍造成的。
此后，他又陆续写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等数篇相同主题的文章，广为传播，受到中国左派人士的热烈赞扬，并主张参评全国性的社会科学奖。
《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曾长期担任新华社记者，他所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于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书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国非正常死亡3,600万人。此书至今在中国内地仍属禁书，但经过互联网等途径广泛传播，引起强烈反响。大部分反响都很积极，当然也不乏批评之声，但据杨继绳称，“几乎没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谩骂”；孙经先教授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认为“孙经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评文章”，是“经过认真研究的批评”，因此“有责任回答”。
经过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访，杨继绳写成《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就大饥荒年代的人口问题与孙经先商榷》，并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在文章中，杨继绳指出，孙经先依据的原始数据并不可靠，因此从方法论上站不住脚。
孙经先依靠的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据杨继绳在文中介绍，这一官方数据是中国公安部三局户籍处（四处）提供的。四处当事人至今健在的还有两个人。一位是张庆五，当年户籍处处长，今年86岁，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另一位是王维志，今年82岁，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专攻人口统计学，60年代在四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离休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杨继绳曾就大饥荒死亡人数问题采访过他们。张庆五回答说：“我们户籍处没有统计，没有形成正规的数字，也没有上报。我个人估计2,000多万吧。”王维志的计算结果为：1959年-1961年三年里，非正常死亡大约3,500万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杨继绳再次采访张庆五。为什么人口数据中总人口增长数和人口自然增长数不一致？张庆五回答：“笼统地说，差额是由统计误差造成的。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产生误差的情况和原因也不一样。大饥荒那几年的误差主要是死亡漏报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这个差额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当时，中国人口数由基层单位（农村是生产大队）填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统计表交到县公安局户籍科汇总以后，报省公安厅户籍处；省公安厅户籍处汇总以后报公安部三局四处；四处再汇总成全国数字。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一个人死了，如果上报了，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他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难免会影响仕途。对省级和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统计中，有一些外人无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总人口中消除了800万。据王维志透露：“当年死亡不报，并不是下一年补报，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时候就一次性注销。……人口普查时会消除一些过去遗留的问题。”
孙经先称其结论是“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变化数＝（当年岁末人口－上一年岁末人口）－（当年出生人口－当年死亡人口）。对此常识，杨继绳与孙经先没有分歧。但是，对于孙所宣称的，“人口非正常变化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杨认为，这一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杨继绳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
孙经先在他的文章中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杨继绳就此反驳：这些人吃什么？
但孙经先的文章并未回答这个问题。杨继绳先生的这篇回应文章长达万字，且同样包含许多数据和数学公式。杨继绳说，专业的批评需要专业的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492期发表的“‘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原文如下：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广泛流传。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
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最近30年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这一说法被一些人看成是“历史的定论”，被写进了许多专著和文献，并且在全社会广泛流传。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949—1982年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这一数据显示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出现了人口统计数字大幅度减少的情况，其表现为1960—1964年间我国人口总数在扣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由人口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长）后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比1959年净减1000万人。
这一时期我国人口统计数据产生这一大幅度减少的真实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些人就把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这一大量异常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千万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说法。
为了揭露“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就必须对这一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数量大幅度减少的真正原因作出正确、符合实际的分析。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笔者用了整整三年的时间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得到了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底以前，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大跃进”运动的发动，我国出现了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大迁移，至少有3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
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重报虚报户籍人口1162万人，即这些人虽然已经迁移到市镇并办理了户籍登记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农村注销户籍（他们在市镇和农村同时拥有户籍）。第二个基本结论：在1959年以前，由于户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国（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死亡漏报现象。根据1953年和1957年两次抽样调查的结果，可以估计出我国这一期间产生的死亡漏报人口约为750万，即有750万人在1959年以前已经死亡，但没有进行死亡登记注销户籍。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造成我国1959年底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中，存在着应注销户籍人口1912万，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2.84%。
山东省的情况证实了上述结论。山东省在1959年底进行了一次农村人口普查，发现全省存在应注销户籍人口152万人。如果按照山东省的比例，全国存在的应注销户籍人口数应为1890万。这与我们研究得到的数字（1912万）是非常接近的。这一事实证明了我们的研究结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基本结论：我国在1960年前后进行了实施《户口登记条例》的工作，1964年进行了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上述虚假户籍人口1912万的户籍在这两次户籍整顿活动中被注销。
第四个基本结论：由于我国经济出现重大困难，在1960年到1963年间开展了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运动，3000万以上的市镇人口被精简返回农村。在这一过程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1482万人，即这些人从市镇被精简并注销户籍，但他们没有及时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成为没有户籍的人（这些人口在1965—1979年间重新登记了户籍）。
由于以上第三个和第四个基本结论所叙述的原因，造成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不考虑自然增长）减少了3394万（其中1162万重报虚报户籍人口被注销、750万死亡漏报人口被注销、1482万漏报户籍人口）。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数大量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些减少都仅仅是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并不是这一时期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这些减少与这一期间我国实际人口的变化没有关系，更不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内外一些人把这一减少解释为是由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造成的，是完全错误的。
在“饿死三千万”这一说法的传播过程中，以科尔教授为代表的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国内某课题组的专门研究，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丁抒等人的所谓研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中杨继绳等人所谓研究的实质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我国（或各个地区）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人口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上述所有这些研究逐一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研究都存在着重大的学术错误，因此他们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营养性死亡”现象,并且在以河南省信阳专区为代表的极少数地区，这种问题还非常严重。我们利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的“营养性死亡”人数进行了估算，估计出这一时期的“营养性死亡”人数在250万以下。
这里所说的“营养性死亡”主要指的是营养性疾病（浮肿病等）死亡、营养性疾病合并其他疾病死亡，也包括“完全性饥饿死亡”（即“饿死”）。在上述“营养性死亡”的数字中，“饿死”（完全性饥饿死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研究中，我们专门查证了我国这一时期死亡率最高的600多个县的地方志和其他大量资料，查证的结果证实了我们的这一估算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那三年间出现250万人“营养性死亡”，既是天灾，也是人祸，历史的教训值得深刻汲取；但是，片面地、无端地夸大非正常死亡人数，并不是严谨的学风，更无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定今日的前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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