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8月下旬起，互联网空间的关键词写满了：造谣传谣，寻衅滋事，揭批大V，治安处罚，刑事拘留等。这是中国政府号召开展网上“舆论斗争”，敢于“亮剑”，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具体部署。
一个多月以来，中共宣传系统与政法系统联合向网络“亮剑”，整肃规范网络秩序。在网络大V薛蛮子、“边民”董如彬、王功权及数百网民因各类嫌疑被拘捕，两高出台量化司法刑罚的《解释》之际，中国网络生态大变。10月23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盘点“边民”、格祺伟等网络大谣劣迹》的文章称，称相关的网络名人，一边高举“为民维权”、“监督报道”旗帜，一边却通过捏造事实、制造热点事件敛财。
《人民日报》列举了包含“边民”杜撰宣威火电厂炼成“癌症村”、虚构寻甸黄氏四兄弟系黑社会、造谣湄公河惨案抓糯康是阴谋以及格祺伟捏造杭州一供电局建豪华办公楼、造谣衡东交警打人遭千人围堵等事件。在最后的点评中，《人民日报》援引专家的意见称，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出现了一定的瑕疵。很多机构和官员在遇到这类曝光或敲诈行为时，为了息事宁人，做出不符合原则的妥协和让步。然而，这种做法恰恰纵容了敲诈者的气焰，不值得鼓励。面对网络上的曝光或举报，首先应该及时回应，并本着实事求是、不护短的原则认真展开调查；其次及时公布结果和必要的证据，赢得公众的认可；再次根据结果，对恶意造谣的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惩处，以正视听。
在习近平“8·19”讲话之后，包括《人民日报》、《北京晚报》和多省省委书记都曾表态要在舆论监管领域打主动仗，“敢于亮剑”。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贯彻下，多地出现了一些滥权逮捕网民的情况，高层对此也必然有所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最高法会在近日对外声明要对地方进行指导。对此分析人士指出，在习讲话的全文里，对于打主动仗、“敢于亮剑”的表态是希望官媒和各级党委能够面对外界非议，勇于表述自己的观点，敢于直面对手，全面还击，而不是“拔刀杀人”。
习认为，就算是那些“恶意攻击党的领导”的“言论”，也是“要落地做人的工作”，这就清晰说明了即使是反党言论，官方在处理时也只是局限在“做工作”的层次。因此一些官媒将“亮剑”解释为要展开全面斗争的那种“文革”式说法显然是一种对于公众的误导。恰恰是这种“歪嘴和尚念错经”的做法，使得今天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一片肃杀，更是一些网民因此事对政府乃至最高领导人口诛笔伐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出，在以习为首的最高层眼里，如果是心平气和的讨论，即使是言论上有“恶意”的持不同政治观点人士，中共还是可以通过申明自己观点说服对方，实行统战。那究竟是什么样的行为是这次“净网行动”所必须要打掉的呢？对此，习亦给出了明确答复，对于“造谣生事的，必须依法查处”，对于“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的”，则更是要赶尽杀绝。如果说此前的不同政治观点的讨论还在中共的可容忍范围内，最让本届政府难以忍受的就是那些毫无事实基础的谣言传播，也正因为这样，例如秦火火这类抱着“谣翻中国”态度进行网络推广的人也就成为了第一个被官方打掉的目标。
在被捕的几个网络大V中，薛蛮子因为嫖娼和聚众淫乱被官方拘捕曾被认为是典型案例。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网络的舆论场上，薛蛮子不同于秦火火，有很多言论并非是主观造谣，不过最重要的问题是，作为对中国政府的监督者，薛蛮子自身并不干净。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表短评认为的那样，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但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并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如果“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
或许在此时，薛蛮子在官方眼里已经成为了“浑水摸鱼、煽风点火、信口雌黄的”代表人物，从而被“赶尽杀绝”。
而商人王功权和律师许志永的被捕，或许才是给外界一个窥探出本届政府在舆论宣传上的红线的重要机会。以“公盟”创始人身份亮相在公众面前的王、许二人，分别在今年9月和7月被北京警方带走。虽然外界认为原因在于官方收紧舆论，但是有可靠消息指出，二人被捕的重要原因是他们所推行的“新公民行动”。
据悉，许志永的“新公民行动”发起于2010年，是以建立约束权力的民主法治制度为目标，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法治和社会正义的公民自发的公益组织，组织发起倡导以“自由，公义，爱”为主旨的新公民精神的一项运动。此前许和王一起创办的公盟在2009被官方取缔后，2010年3月，原公盟以“公民”为新组织机构名，继续从事公益维权活动。许志永等人由此发起“新公民运动”，即希望在同一个城市中的民众，通过聚餐、喝茶等方式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最终可以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但是，许志永和王公权的这个行动却与流亡加拿大的民运人士李一平在2011年底提出的“小圈子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李一平主张放弃正规的组织形式，以社交圈的形式来聚集民众，同样通过同城聚餐等方式让那些在网络上对中共不满的民众在现实中互相认识，最终以松散组织的形式“串联”，不过最终目的却是推翻中共的统治。以革命党身份上台执政的中共，虽然发端于学生运动，兴起于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但是在其建政后，对于民众在结社方面极为敏感，尤其是有政治目的的结社活动。以至于直到今天，中国各类社团和运动皆在中共领导之下进行。一旦有任何人碰及了这个红线，势必引起中共官员的强烈反弹。
这种时刻保持警惕性的思想也贯彻到了本届政府的宣传、运作之中，例如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曾公开表态认为，中共今天“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这里习所说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其中很重要的一项被解读为就是要保证中共的一党执政地位。
观察人士认为，社会转型期的舆情环境错综复杂，民众对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十分敏感，容易由现实利益问题引发不满，因社会急剧变革而产生非理性心态。对于社会不良情绪，需要积极进行疏导，释疑解惑，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平衡心理。治理网络乱象，规范法律秩序确有必要，但应注意不可过多地将其与意识形态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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