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知名媒体《明报》近些年来可谓风波不断，继新闻内容和报道手法上多次出现争议、前任总编辑刘进图遭人恶意斩伤、以及突然撤换总编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日前又再爆发多名员工为抗议上任不久的总编钟天祥临时撤换所谓“六四密件”而发起的“搁笔行动”，明报职工协会声称此举是为了捍卫新闻自由。而香港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认为钟天祥单方面推翻编辑部原本的集体决定，该做法偏离《明报》编辑部既有的机制，促请对方详细交代事件。但纵观整件事情的始末，是否真的值得媒体如此大书特书呢？香港的一众传媒人似乎颇有小题大做之嫌，而上述这种反应也凸显出他们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认知谬误。
一批《明报》员工静坐表达对总编的不满
在《明报》职工协会发出的一纸声明中指出，该报编辑部原定于2月2日出版的报纸头条是涉及1989年六四事件的加拿大官方“解密文件”。在前一天的编辑部会议上，总编辑钟天祥并没有对编辑部的决定表达意见。但在当天深夜，钟天祥突然致电编辑部，强行把当时已经确定的头条新闻更换成“阿里巴巴出资十亿设青年创业基金”，而六四事件的解密文件，则变成了第二条新闻。编辑部据此批评钟“无法就不寻常的动作合理解释，只会加深同事对他的不信任，亦反映出他不尊重明报行之有效的集体商议机制。”事件一出，随即有声音将事件上升到香港新闻媒体自我审查的层面上来讨论。
然而，作为一个报纸的总编辑，钟天祥无疑具有改动报纸新闻的最基本权利，他亦肩负着决定什么样的内容最为重要，应该在报纸上最先映入读者的眼帘的重大责任。如果没有强力的领导，群龙无首，任何媒体都只会是“和稀泥”的媒体。而这恰恰就是以《明报》为首的一些香港平面媒体长期以来都存在的棘手问题。香港的新闻工作者首先须要知道，在媒体中不可能完完全全的“集体决定权”，完全的“集体决定权”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即使是在所谓的“集体决策”之下，也必然会有一个人对文章签字负责，而这个人就是报刊的总编辑，这一点由头至尾都从未改变过。只不过在早些年，媒体高层与基层的编辑、记者之间的政治取向和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像今天这样明显，大家在讨论议题的过程中不会形成激烈冲突，淡化了大家的这种感觉，但这绝不妨碍总编辑对报纸选题有最终“话事权”的事实，正如在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不能够没有掌舵人一样。
其次，让我们回到引发这次争议的新闻事件本身----“加国密件记录学生目击六四开枪”，包括学生向加拿大使馆口述目击学生开枪，以及赵紫阳怀疑用公帑包庇儿子等内容。的确，在香港，读者普遍有一种“六四情结”，愿意浏览关于六四事件的报道。但其实所谓“密件”中提到的事情着实算不上什么“新”闻。毕竟，很多1989年6月3日夜晚至6月4日凌晨在事发地点的人都亲眼目睹了军队开枪的过程，甚至连中国政府现在也不否认当日曾经开枪，并造成学生、群众伤亡的事实，一名学生称看到了开枪经过着实不足为奇。而关于赵紫阳儿子涉嫌“倒买倒卖”的流言更是早已有之，在赵紫阳倒台后中共就曾大肆清查，但最终因查无证据而罢休。如今媒体人试图利用“加国密件”作为噱头，将这样的两条人所共知的“旧闻”登上报章的版面头条，毫无疑问是在过度消费“六四”遗产，这种做法本身就有待商榷。
不容否认，舆论的功能，特别是媒体发挥出的监督作用，在香港一直都被各界所认可和珍视，被看作是社会的“第四权力”。而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同时也是著名的信息中心，各种资讯非常密集，再加上社会多元化、市民受教育程度高等特点，造成香港的传媒业高度发达，各种媒体和报纸、广播、电视和新兴的互联网均衡占据市场。但这些年来香港的媒体生态却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部分以“香港良心”自诩的媒体人亟需检讨和改变自己的畸形心态。
事实上，从早前“主场新闻”倒闭又再更名重开这场笑话中，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香港媒体人对社会的不负责任，但却颇为享受地占在一种被香港人视为“政治正确”的道德高地上。在香港的占领运动开始时，“主场新闻”的创办人蔡东豪因为所谓“恐惧”突然结业，博取大量民众同情。而在占中运动被清场，进一步成为“文化嘉年华”之后，就立刻抓准机会更名为“立场新闻”，无羞耻地“浴火重生”。而此次“搁笔行动”则又再一次暴露出一些香港媒体人的致命弱点。
在涉及传媒的争议性事件在香港接二连三地爆发之时，貌似站在“正义”的那一方，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现在香港媒体乱象丛生重生的症结在哪里？他们又是否真的撇得清干系？可以说，只有意识到了所有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而是在于他们缺乏开放性和建设性----用动态的思维去思考政治、民生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香港媒体才能真正取得实质性的进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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