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受查的解放军少将郭正钢虽然勉强也算是一位“老虎”,但更被普遍认为是一只“虎子”,曾与徐才厚同列的其父郭伯雄至此已经呼之欲出。对于军方此次集中披露调查军官行为,引来叫好声一片的同时,也不乏一些异音。比如郭正钢在落马47天前才晋升为少将。

王岐山
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二炮副政委张东水、出身中石油的蒋洁敏等人。这种边腐边升、刚晋升即落马现象岂非说明了腐败情势的严峻和组织体系的混乱?
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执政者是遵循了一种“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原则。即有问题就调查,但不能影响到被调查者的分内工作,而升迁调动也不应受此影响。只有在掌握切实证据之后,才能将其正式公布。或者说,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纪检调查与组织任用成为了两条相互独立互不干扰的系统,或者是呈现出一种相互合作并以纪检为主的状态。组织、宣传等方面在习近平坐镇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既受纪检系统监督又为其服务成为十八大后新特点。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些中央一级的组织部门在一些关键案件中都要配合乃至服务于王岐山的中纪委反腐打虎行动。
郭正钢刚晋升即落马 组织系统用人混乱?
军方公开信息显示,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在2015年2月即被军事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有消息称具体时间是2月10日。然而浙江卫视1月25日的《浙江新闻联播》报道,1月14日浙江省军区党委十一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时,郭正钢佩戴少将军衔出席,并担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这标志着郭正钢由军区政治部主任荣升为副政委,一时间被很多人解读为对涉及其父被查传闻的一次反击。但是根据上述时间来看,如果郭正钢被查传闻的时间属实,那么也就是说,郭正钢晋升尚未满月即被拿下。被同期宣布调查的二炮副政委张东水在2014年12月29日的解放军高级干部例行调整中晋升为副大军区级,也是未满一月就在2015年1月被立案侦查。除此之外,在中石油高层动荡中落马的蒋洁敏也遵循了同样的路径,先是2013年全国两会中升任国资委主任,未足半年被宣布严重违纪。对于一党执政讲究“集中统一”的中共而言,这种现象似乎很不寻常,是否表明党内不同组织部门之间,尤其是组织系统与纪检系统之间沟通不畅,以致于导致在人事任用方面的混乱?
有分析认为,这种忽上忽下的操作的确很容易使外界产生用人混乱的印象,也确实如其所想,腐败在体制内呈广泛深入、错综复杂的形势。但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反腐无所忌,即使是频频以露面的方式辟谣甚至是被升迁也无法证明自身平安无事。
站在组织系统的立场来看,纪检机构把己方刚提拔重用或给予认可荣誉的郭正钢、张东水等人拿下,可以说是很不给“面子”,说明己方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好,深究起来还有失职之责。但这也恰恰说明了纪检方面的铁面无私,纪检与组织两方面很有可能是在独立并行,后者无法知晓也不能干涉到前者的监督和调查。众所周知,独立运作是纪检监察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而缺乏独立性也正是过往数十年里中国纪委、司法机关监督失效,而腐败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纪委主导 组织宣传需配合王岐山打虎
这种功能性缺陷的产生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以“集中统一”名义将纪检纳入到党委的集体领导之下。这在地方表现得更为明显,地方“一把手”将组织与纪检统合在一起,个人的任命可被视为出于集体和本人意志,这种情况下如果纪检方面难有异音,不然就是对这种意志的否定。因此,十八大后的纪检司法制度改革的着眼点之一就是破除此种制度性弊端。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提升监督的层级,扩大监督范围;二是将地方纪检司法权力向上回收,从而建立一套独立垂直型的体系。
尽管如此,这种独立性也是相对的。在地方更强调纪检的独立和切割,在中央层面则需要在保持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最大限度独立化调整,如中纪委可以向中组部、中宣部等140余中央机关全部派驻纪检组,并且可以拿下副国级官员;然而,中纪委及王岐山还需接受党中央尤其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指挥,另外,司法机关则在一直设限,高调反击西方式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也说明这种独立不是绝对独立,游离于中共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在中央最高层的“集中统一”领导之下,组织系统与纪检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合作关系,尤其是在调查重大案件之时。如果说之前的合作以组织系统为主,那么现今的合作则明显是以纪检方面为主。这体现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压过中组部部长的政治局常委身份,以及中纪委可派驻监督中组部的制度设计,还体现于在对多位“大老虎”进行调查时的具体操作过程。
有观察者发现,十八大后的官场发生过多次官员“先升后降”或平级对调后被拿下的案例,其中一个较为普遍的特征是这些人大多被从原先的、实权的部门被调往一个陌生的或二线的单位。令计划是如此,蒋洁敏是如此,被指参与薄熙来事件的朱和平少将是如此。朱和平在2014年从重庆警备区司令转任成都军区联勤部部长,进入后期系统。这也是为什么现任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接任朱明国兼任广东省政协主席之职后,其升迁之举被很多人视为不祥之兆。
显然,这种操作将方便纪检方面的调查进行,排除被调查者对辖下领域的干扰,并防止意外发生。由此来看,纪检方面是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组织人事、媒体宣传等方面都要为其让路或者为其服务。从反腐实践上看,这种策略是颇有成效的。中共“集中统一”致力反腐的体制优势似乎由此凸显。不过,也有一些轻微的抱怨存在。比如有政协委员说,很多政协委员的腐败往往和政协无关,而是在原先的核心关键岗位就已经开始贪腐,但是因为在政协任职时落马而被视为政协中的“败类”,玷污的政协的名声。当然,这些都只是一些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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