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帮、北大帮从字面解释，应该是指北京清华大学毕业的官员与北京大学毕业的官员组成的不同群体。但这两个大学的名称在这里只是象征意义的代名词。真正的含义是指这两所大学所代表的理工科学历官员与文科学历官员。清华帮，其实是理工科官员的代名词；而北大帮则是文科官员的代名词。
意义及特点：
如果单纯地以两所大学毕业的官员分类，可能会颠覆以上所有派别分类。其实，提出这一学科派系的分类，更多的意义在于体现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在治国理念上造成的分别。
理工科思维模式，通常强调思维的逻辑严密性，典型的由原因推理结果，逻辑思维性强。严谨，深入、线性应该是这类思维的特点。有人认为，理工科思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理科的思维，即事物运动的规律是怎样的，根据大量的事实来产生一个假说，一个定律，一个理论，然后试图用进一步的试验来支持它。一部分是工科思维，即应当怎样做，操作的办法是什么？而理工科不关心道德，只关心解决方案。理工科对于对手的批判也是从是否可操作角度展开的，而不是更多从道德及精神角度展开的。从这一点讲理工科思维是更宽容的。反映在性格上，具有理工思维的人比较严肃，要求严格，相对死板。现实性强于理想性。但易受思维定势的束缚，做事循规蹈矩，不善创新，灵活度低。
而文科思维模式，最多特点是形象思维发达，横向联想丰富。对一事务，不仅注重其现时的本身，也注重其历史沿革、同相邻或相类事务的关联；不仅看其现实本质，也关注其产生、存在的影响、意义。形象思维模式多数都习惯于以事实说话，通常不太看重其因果关系是否联系紧密。据此性格的人，务虚强于务实，重精神多于重物质，激动易于冷静。文科思维的人相比于理工科思维的人在性格上更具有“霸气”和灵活性。
通俗地说，理工科注重实干，思维窄，表达能力通常比文科差。文科思维比较开阔，活跃，浪漫，较理工科的人更擅长表达自己。但失于严谨，不够扎实。
目前两大院校在政坛的差异：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9常委中，曾就读清华大学的占多数，其中有有胡锦涛、吴邦国、习近平。就读北京大学的只有李克强。
中国校友网2007年1月公布的“高校杰出政治校友榜”中，清华大学以拥有41名“杰出政治校友”位列全国高校第一。北京大学拥有34名“杰出政治校友”紧随其后。 据清华大学统计，近10年来，清华至少已培养出300名以上省部级官员。一跃压倒传统的“干部摇篮”人民大学。而目前，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重要高官有：李源潮（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北大经济管理硕士学位）、薄熙来（政治局委员重庆市长 北大历史系毕业）、蔡 武(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北大国政系毕业)、袁纯清（山西书记 北大法律系毕业）、赵乐际（陕西书记 北大哲学系毕业）、胡春华（内蒙书记 北大中文系毕业）、郭庚茂（河南省长 北大国政系政治毕业）、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 北大化学系毕业）。
文科与理工科官员在政坛比例：
如果超出清华、北大的侠义概念，从文科、理工科区分，政治局常委中，胡锦涛（水利工程系）、吴邦国（无线电电子学系）、温家宝（地质构造专业）、贾庆林（电力系电机电器设计与制造专业）、李长春（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自动化专业）、贺国强（无机化工系无机物工学专业）、周永康（勘探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7人皆为理工科。
李克强（经济学专业）属文科。有些特殊的是习近平。虽为清华大学就读，但是毕业于清华人文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所以应该也属于文科生。这样，比例是7:2。但未来的总书记和总理都是文科，却分别属于清华同北大。
政治局中，除常委外，文科有：王刚（吉林大学哲学系）、王乐泉（党校研究生）、王岐山（西北大学历史系）、回良玉（党校经济类）、刘云山（党校文科）、刘延东（吉林大学政治系）、李源潮（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张高丽（厦门大学经济系）、张德江（金日成大学经济系）、薄熙来（北京大学历史系）。理工科为：王兆国（哈工大工科）、刘淇（北京钢院工科）、汪洋（工学硕士）、俞正声（哈军工工科）。其余两位军方人士，徐才厚（哈军工工科）、郭伯雄（解放军军事学院）。比例为10:6。如果加上上述常委的比例，文科与理工科为12:13。基本持平。
在27个国家部委主管中，文科毕业官员19人（其中2人又获得工科学位）；理工科毕业官员8人。62个地方省市大员中，文科毕业官员47人；理工科毕业官员15人。如果相加，在总数89人中，文科共66人，理工科23人。
“理工头脑，文科身子”：
如果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国家部委及地方大员这三部分联系起来看，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及中国政治权力的最顶层是理工科官员绝对超过文科官员；而下来的政治局一层，则两类学科基本持平；到部委、省市一层则明显文科占优。形象的比喻，就是“理工头脑，文科身子”。
这是一种刻意安排，还是一种巧合？不可否认，里面有巧合成分。近年，中国官员热衷学历大跃进，在这种“补课”的操作中，往往选择获取文科的学历相对容易，不像理工科必须按部就班的一路读上来。所以这也造成相当部分官员文科学历“灌水”多的情况。另外，文革之后，中国政坛开始出现提拔理工科出身的技术官僚之风，而清华刚好是理工科类学校，于是大量清华等理工科学校毕业生步入政坛。这也是中共高层多理工科出身的一个原因。
但这种巧合中有没有理性的成分？比如，中共顶层的理工科占绝对多数，是否也由于这些人性格相对低调、沉稳、较死板，而符合中共对把握政治航程者的标准？早年胡耀邦当政时，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一直被诟病为“心血来潮”、“个人激动所为”，使中央高层很被动。这也可能对中共高层留下深刻印象。
不同学科官员的未来发展：
依据官员的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来任用官员，中共在可见的将来应该还难以如此“科学”。但这种客观的差异存在却是不可不察的。随着人才科学的发展运用，中共组织部门在推荐和选拔官员时，这一点会否受到关注，值得留意。但不同学科、不同思维模式的官员在自己的工作特别是管制方式上的不同，则会影响自身的仕途。特别是自身的思维模式是否适合当前高层的需要、“好恶”，是官员们需要未雨绸缪的。而且，这种以学科思维模式来选择人才的方式，可能更有益于为自己挑选智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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