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开始至今,前线警员在三个集会区疲于奔命地维持治安和秩序。无奈,警方高层在行动的部署和执行上出现多次失误,至令部份参与占中人士与前线警员冲突频生。

不少市民和报章评论均指出,前线警员在占中事件中已变为政府和抗议者的「磨心」,笔者对这说法也有同感。其实,警务人员在大部份市民心中是有不俗的印象。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下称港大民研)的资料,在过去两年,警务人员在纪律部队表现满意度排名多次位列中上游位置,反映市民对警务人员印象不太差。
自占中爆发后尤其是在上个月28日,警方高层竟然出动防暴队镇压和以催泪烟驱散人群,在现场占中人士和市民其后在报章和电子传媒得知警方以武力清场感到愤怒。随着占中人士与前线警察不断有冲突场面出现,市民对警务人员印象也逐渐转差。
但低处未算低。在月中,七个警员拘捕一位名为曾健超的占中者后,警员竟然将他带到公园暗角围殴,引致曾健超身上多处伤痕。这围殴情况却被无线电视记者在现场拍摄下来,并在其后的新闻环节播出。以笔者的估计,这围殴事件对警方的形象造成的破坏更甚于催泪烟清场事件,因为这是关于前线警务人员无视法纪进行私刑。究竟整件围殴事件对警方信誉造成何等程度的破坏,现时给予答案是言之过早,但读者可以从以下一件国际知名的警员围殴市民事件来估计到答案。
金被警员围殴的事件重创洛杉矶警队声誉。根据《洛杉矶时报》民意调查的资料,在未发生金的事件前,白人、黑人和拉丁裔的美国市民对警队的支持率分别为74%,64%和80%。但事件发生后,他们的支持率分别下降至41%,14%和31%,平均跌幅超过四成,这亦创下自1977年12月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当然这事件并不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出现的警员暴行事件,例如,1979年发生一位黑人女士欧利亚.爱(Eulia Love)因拒捕被洛杉矶市警员射杀和在1996年发生两位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没有反抗下被两位河滨县警员用警棍打至身体受伤。在这两件事发生后,美国警队的市民支持度也明显下滑。
最近,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中心(下称中大民意中心)进行第二轮「香港民意与政治发展」的民意调查,结果指出市民对警方的信任程度平均分为5.49分,仅仅高于5分,「一般」的评价。基于中大民意中心首次问这问题,所以很难分析信任程度的走势。为了解决这难题,笔者抽取港大民研一条关于市民对香港警务人员满意评分的问题。根据今年六月底的调查结果,市民给予警员的评分是62.3(用0至100分评价),即是在0至10分评分制的6.23分。虽然港大民研和中大民意中心的两条问题分别集中于满意度和信任度,但问题的本质十分接近,所以笔者认为今次中大民意中心的结果明显反映市民对警员的信心出现显著跌幅,对警方来说,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
市民对警员减少信任可以冲击警方威信,令执法难度大增。如果政府漠视这问题,这无疑为社会带来另一个大问题。所以特首和各高官一定要尽快将占中问题解决和想办法去提升市民对警务人员的信任度。
在刑事司法(criminal justice)和犯罪学(criminology)的文献上,不少学者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数个解决方法。以笔者意见,现时有效的方法有两个:第一,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去调查曾健超被殴的案件。现在警方只是透过一个正常程序去进行调查,例如监警会跟进事件。但监警会主席和三位副主席均为建制派人士,很难给予市民信心会公平处理曾健超的投诉。如果要挽回市民信心,政府需要设立一个形象中立、透明度高和能够问责的独立委员会,以显示政府有诚意去作出一个公平调查。第二,金事件令至洛杉矶市的警察总长下台。其实,任何私人机构,当发生重大错误,管理层是需要问责。今次占中事件由开始至现在,警方最高决策层从放催泪烟至曾健超被打均出现推卸责任的状况。另外,警方的部署失误频频间接令整个占中运动不断升温也是铁一般的事实。就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一句名言:「我会为这些决定作出最终负责(The buck stops here)」。如果警方高层不问责,难道他们也是如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所说:「我是局外人!」我们的政府是不是真的变得如此可悲呢?
评论 (0)